起初，加拿大笔会致力于流亡作家的工作并非出于政策，而是对于事件的回应。1989年天安门悲剧后，中国诗人多多自我放逐在多伦多，1991年，记者Martha Kumsa经历了9年零8个月监狱残酷的生活后，从埃塞俄比亚来到该地，加拿大笔会工作人员和会员们尽其所能帮助他们在这里建立新的生活。

加拿大政府向这些作家提供了别的国家不给予的国籍和护照。但很快认识到，加拿大却没有许多别的国家所提供的东西——在引荐流亡作家们进入文学和学术圈的同时，在财政上为他们提供大学的短期职位。

1994年，加拿大笔会会员约翰·弗雷泽（John Fraser）成为多伦多大学梅西（Massey）学院院长，这种情况得到了改观。作为中国诗人多多的亲密朋友，弗雷泽亲眼目睹了一位流亡作家孤立无援地生活在陌生的城市里。

既然梅西是一个提供住宿的小型学院，他觉得在那里可以为流亡作家建立一个使他们在加拿大的再安置变得更容易的住所，与前加拿大笔会会长Graeme Gibson一起，他向董事会提出了这些想法。董事会同意了，但直到1999年，梅西学院才有一个负责安排流亡作家职位的委员会。

2000年，梅西学院宣布模仿梅西/笔会项目而建的危难项目（Risk Programme）的新奖学金得主，首批奖学金获得者是加拿大笔会的流亡作家Martha Kumsa 和Reza Baraheni。

过去，加拿大笔会流亡作家委员会已经接洽了多个公共机构，以便与它们建立联系，并为我们正扩大中的生活于加拿大的流亡作家的名单确定合适的职位。为寻求扩大多伦多大学加拿大笔会/梅西学院流亡作家项目的成果，我们联系了公共学校、图书馆和一些大学。流亡作家网的这种主动性得到了积极的、鼓舞人心的反响。我们正积极地与已答应接待流亡作家的阿尔伯达与安大略的主要机构协商。

流亡作家

加拿大笔会为面临多种危险的作家而战斗，他们陷入战争、监狱、受到政府或团伙的胁迫、工作于流亡之中，或作为难民生活。即使他们逃出自己的祖国、离开难民中心、甚至足够幸运地抵达加拿大之后，对这些作家说来危险并没有结束。无家可归常常危害到他们的事业、写作以及家庭生活。

加拿大笔会正与加拿大的主要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以便帮助那些因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其职业和文化活动受到危害的作家们。

加拿大笔会为这些设立的安置机会创造了一个网络：流亡作家网。加拿大笔会与接待机构一起通过现有机构中的职业援助“危难中”和流亡中的作家”，尤其为笔会流亡作家创造岗位。

流亡作家网的目标

主动目标是:

——创造一个与安置流亡作家机会相配的动态系统；
——为流亡作家建立在加拿大的职业档案；
——使大学系科、学生、广大学术界接触到国际流亡作家们的才华、著作与个人故事；
——鼓励讨论与研究自由表达、世界文学、文化认同以及流亡与移民经验；
——帮助参与者寻找翻译、出版机会，以及与加拿大作家、编辑和教育家联系；
——通过这个项目，为参与的作家、出版家、组织及接待机构宣传、产生事件及筹款机会。

国外危难中的作家

多年来，加拿大笔会流亡作家委员会在使作家和记者逃离进一步的迫害，并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的帮助为他们找到安全的地方，最终在加拿大避难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他们中的一些人受益于我们的工作，例如Martha KumsaReza，加拿大笔会会长Baraheni博士目前是梅西学院危难项目奖学金的参与者，该奖学金由加拿大笔会与梅西学院于90年代中期所倡导设立。

J.W. McConnell家庭基金会的支持使加拿大笔会能够继续提供生命紧急保护，支持与帮助加拿大笔会所关注的那些在自己的国家里正遭受极端危险、或在他们避难的第一国家里同样容易受到伤害的作家们。这项工作在过去的18个月里呈几何增长，部分原因也许得归之于加拿大笔会在这个领域里的效率。2002年2月和3月，我们迎接三位刚获释的埃塞俄比亚记者，他们为了生活不得不逃到肯尼亚，在那里加拿大笔会出面为他们干预，并且成功地通过联合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为他们取得了安全避难。为使作家们和其家人获得安全避难，我们与加拿大驻内罗毕亚领事馆及亚的斯亚贝巴大使馆密切合作、

国外危难中的作家项目给那些加拿大笔会已有足够证据了解到的作家、学者、记者提供生命紧急救援。依靠加拿大笔会和国际笔会在作家、人权活动家、外交官、联合国官员和非政府组织当中所建立起的广泛的国际接触网络，面临极端危险的作家们可以直接得到援助，从而避免遭受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