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百日（节选）

高尔泰

三 别有洞天 

柜台里边的门里，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武警，把我领进柜台，搜身。鞋子也脱下来看了。拿去钱、饭票、皮带，鞋带，登了记，让我签了字，然后朝戴墨镜的点点头，后者也朝他点点头，同两个武警一起走了。没人有表情，没人说话，像演哑剧。

 
我被戴上手铐，跟着那一文一武，穿过一些幽暗的走廊和空寂的院子。所有的走廊和院子都相同。墙上一排排挂着铁锁的狭门也相同。水泥地面很干净，没有垃圾没有草。百静中，脚步声特别清晰。 
来到一个同样的院子，打开一个同样的门，他们让我进去。 

我走进门，吃了一惊。原来这些寂静空院里别有洞天。幽暗中，十几个剃着光头，光着上身，只穿着裤衩的人挨着两边的墙，坐成两排，一齐目光闪闪地望着我，闪灼里有一种恶意的欣喜。 背后一声巨响，门关上了，接着一阵铰链和铁锁的哗啷。 光头们呼啦一声围了上来，一齐逼视着我，没有声音。 门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哪来的？”其中一个低声吼道。我没开口。他从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拾起一只肮脏的塑料拖鞋，朝我高高举起。接着好几个人都举起了拖鞋。“快说，哪来的？”我望着他们，百静中可以听到，拖鞋上的水浆滴落在地上的声音。 

外面响起脚步声，当它在门口停下时，光头们全都丢下拖鞋回到大铺上坐定，就像我一进门时那样，快得没法想象。 

嘎嘎几声，门上打开一个长方形小孔，闪着两只眼睛，射进来一条嗓门：新来的是谁？——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什么身份？我一一回答了，又问什么事儿，我说不知道。不知道？嗓门提高了。我说不知道。条子上怎么写的？我说反革命宣传煽动。小孔关上，脚步远去，光头们又迅速围了上来。 

你叫高二台？一个说。我叫高三台，另一个说。我叫高四台……一阵哈哈哈哈。一个黄胖脸说，瞧你这样子，像个教授么？一个大个儿说，写个字来看看。环顾左右，叫拿纸笔，说，写！ 

我决定服从，问写个什么字，他一下子嗌住了。有人说写这个字，有人说写那个字，七嘴八舌。有人说写个南字，另一个说干嘛写南字？别写南字，写个飞字。同时有几个人说，写个飞字，写个飞字。 
我蹲下来，趴在大铺沿上，用圆珠笔，写了个飞字。 

大个儿拿起来，横看竖看，说，难看死了。黄胖说，原来教授的字，这么难看。有人拿起笔来，说，看我的，写了个飞字。另一个人说，你这是什么飞字，看我的，又写了个飞字。第三个写飞字的人眉清目秀，右臂上刺着一条青龙。左臂上刺着“天宝桥”三个字，不知道是什幺意思。 

这时人都上了大铺，争着比字。那场景，使我想起小时候，孩子们趴在地上斗蟋蟀。我被遗忘在湿漉漉一地拖鞋的水泥地上，打量了一下四周。 

房间高约四公尺，宽三公尺多，长五至六公尺。窗小而高，门狭仄。进门是水泥地面，狭长的一条。茅坑水龙头和放置碗筷面盆牙刷牙膏的水泥台子都在这上面。茅坑是蹲式，没任何遮拦。其余是木板大铺，高约三十公分。铺板油光锃亮，几乎照得见人，有老家的味儿。两边靠墙的被褥包裹，也都清洁整齐。墙上除了一张“监规”，别无他物。靠近大铺的墙面，蹭上了一层人体的油污，滑溜溜的，闪着暗淡的光。 

比字的人一一散去，各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着。两边的人数并不相等，一边九个，很挤。另一边五个，铺盖很宽，还有多余的铺面空着。没人理我。我脱下鞋子，也上了铺。在靠里面墙根的空铺板上坐下。众人一直在静静地看着我，这时齐刷刷都朝五个人中的一个望去。那人在我进来以后一直坐着没动。小头宽肩，脖子比头还粗，表情平和。 

他的一边，是个留着头发的方脸，（后来知道他是狱方任命的这个号子的号长，叫刘庆。即将出狱，所以得留长发）；另一边是个矮子，额上有疤，胸口一毳毛，胳膊上一边一个刺青蝴蝶。海盗脸谱，可惜太矮。方脸那边是“天宝桥”，矮子这边是大个儿。我就坐在大个儿旁边。他一直盯着小头，直到小头慢慢转过脸来，朝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才放松坐下。 

我懂了，这表示允许大个儿，让我坐旁边——那个人是头儿。 这样，我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 只是没铺盖。好在夏天还没过完，可以和衣而卧。 

六 时间与禁忌 

以前在劳教农场、劳改农场、劳改工厂都呆过，一直以为，那就是所谓坐牢。这次才知道，有些人同样的罪名，就这么关在牢里坐着。这就对了，书上是这么写的。 

但书上都说，监牢里有个放风的制度。这可没有，我们一天到晚，都关在屋里。 

监房的水泥墙上，这里那里，时不时的，可以看见一行用钢笔、铁钉、小刀甚至指甲划下的小字：某年某月某日。这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刑满释放的日期，法院的判决书上写着的。这个或者那个日期的存在，就是这个或者那个人生活的意义。刻者不知何处去，残痕犹锁壁间尘。不知道他是否等到，那个日子的到来？不知道他出去以后，还认得世上的路不？ 

他大概没有想到，岁月在流失而又流失。带着他们的青春，带着他们的精力。他大概没有想到，外面的世界和生活，也不会停在那里等他。到他出去的时候一切都会不同。时间作为生命的要素，在这里和生命断开了。在那个日子之前，一概都不算数。但是你不算数，它依然存在，以致打发它，成了一件困难的事。灯光照亮的夜，连接着一个又一个看不到太阳的白天，时间没有刻度，重得像一块石板。 

睡眠是暂时的失重。外面哨子响，是白天执勤的武装警察换班的信号。稍后监房里的电铃响，是犯人起身的信号。听到铃响，犯人们并不立即起来，要等到方脸号长在懒了两三分钟之后，用脚跟在铺板上擂那么几下，才一下子全都起来，卷好铺盖，下到水泥地上洗脸刷牙蹲茅坑。一阵子挤挤攘攘。然后又回到铺位坐定。 

一日三餐，顿顿米饭。当然限量，但大家一天到晚都坐着不动，没觉得不够。早上咸菜，外加两头生大蒜，据说是为了防疫。中午和晚上是萝卜白菜之类，每周有一次肉。即使在外面，一般平民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三餐之间，翻翻旧报纸，说说无聊话，补补破被服，打打扑克，下下象棋，看看下象棋，或者画个裸体女人，反复传阅修改……一天就过去了。 

这些活动，大都违禁。《监规》上写着，不许谈什么什么，不许搞文娱活动，不许拥有铁器锐器等等。其中一条，是“不许串通案情”。这使我想起进来的那天狱方在窥视孔里问我的那些话，等于公开案情。什么意思？不知道。总之犯人们也一样，没把条文放在眼里，只不过是悄悄地违背而已。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就警惕起来。门上的锁链或者窥视孔上的扣子响时，一切违禁品都消失了。速度之快，像变魔术。 

犯人禁抽烟，禁拥有火柴。有时候，会有某个公安干警，叫几个犯人出去干上一阵子勤杂活。这些人回来时，打开卷着的裤管或袖管，里面总有一些烟头，剥出烟丝，可以用裁成小方块的报纸，卷成两三四支烟。从破棉被上撕下一毳棉花，在上面撒些肥皂粉，卷成棉条，用木板压在水泥墙上快速揉搓，搓到有焦糊味时拉断，中间现出黑色，摆一摆就冒烟、发火，可以点烟了。公安干警从窥视孔往里看，囚室一览无余。但有一个死角，门那面墙的另一头，茅坑所在的位置，从窥视孔里看不见，是抽烟的好地方。 

那几支烟，不属于个人，大家轮流抽。轮到谁，谁就到茅坑的位置上，或蹲，或站，或一脚踏着水龙头，一手叉腰，仰头看着房顶，深深吸上一口，徐徐向上喷出，现出莫大的享受。接着下一个人就上来了，秩序井然。当然新犯人不得参加。这是暂时的，随着由新变老，他们有能参加的一天。当然有人能够一口气吸掉半支烟，但没人这样。这个不成文法或者伦理规范是怎样形成的，我还弄不清楚。 

刑事罪犯也像警察，有另类的动物凶猛。互相弱肉强食，但几乎没人告密。面对卑贱线以上的人们，特别是警察和狱吏，都能互相保护，似乎自成一族。一个贼趴在地板上，裸露着生满脓疮的屁股，几个抢劫者和流氓犯忍着恶臭，相帮着掰开他的肛门，擦洗脓疮并为之上药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使我感动也使我困惑。外面社会上亲兄弟之间也难得见到的这种温情是怎么来的，我也弄不清楚。 

不管怎样，这温情像一种溶剂，在坚硬冰冷的时间的重压下，溶解出一些可以藏身的洞窟，使得那些刻在墙上的日子以前的日子，比较地容易打发。为此你须进入规范，接受禁忌。对于新犯人的调教，绝不是爱的教育。但进入和接受，却往往由此而来。 

七 无形王国 

以前听说，乞丐有乞丐的王国，动物有动物的王国。现在才知道，犯人也有犯人的王国。我们这号子就是。

 
狱方任命的号长，并不就是国王。国王的职称，叫老大。老大是那个粗脖子的小头。号长对他，只有惟命是从。 

老大的产生，凭武力。据说以前是大个儿，小头来了，一场恶斗，取而代之。大个儿、矮疤脸和方脸，即号长，都成了他的左右。这强悍的一群，组成了号子里的特权阶级。共四个。 

最下等的是新犯人，包括我在内。我之后又来了一个农民，一共五个。 

等级在二者之间的是老犯人。七个人，包括黄胖和天宝桥。天宝桥会推拿，每天睡觉以前，都要给小头推拿一阵。小头很喜欢他，让他睡在他们一边，但他还是二等。 

三个阶级之间的森严壁垒，吃饭时最明显。三等人在大铺上围成三个圈呈品字形。饭菜来了，先是那四个人分。然后七个人分，最后是我们分。早饭有两头蒜，全是那四个人的。七个人中，有人偶获赐舍。我们就只能闻闻蒜味了。每周一次的肉菜，轮到我们时，菜里就没肉了。早饭因为是咸菜蒜，另外还有一桶开水。但如果小头要洗澡，这水就谁也不能喝了。 

那两拨子人吃完饭，都把搪瓷碗很有气派地往地板上一掷，顺手一推，碗就滑到了我们这一拨子人的旁边，筷子也跟着甩过来了。最后一个进来的犯人一吃完，就得把全体的碗筷洗净，铺板擦净，水泥地面揩净，茅坑刷净。监狱里时间很充分，这些事一点儿也不累人。难受的是，由于无聊，许多人都盯着你看，找岔儿消遣你，甚至打骂你。 

平时的每一件小事，都打着阶级的烙印。比如一个新犯人在水龙头前刷牙，老犯人来了，就得停下让开，等他先刷完才能继续刷。否则，人家就会叫你 “让一让。”或者说，“没看见我吗？”诸如此类，已成俗习。但是老犯人，包括三个特权阶级，家属探监时送来的食物用品，都要摊在小头的面前，让他先挑选一些拿去。其它人更是如此，这也已成俗习。 

小头换下的衣服，有人给洗。他丢给谁，就是谁洗。进来的第二天，我就看见他把一件什么随手一丢，落在正在观棋的黄胖背上。黄胖回过头，朝他笑了笑，就去洗了，挂在水龙头上晾着，回来继续观棋。自然而然，毫不勉强。但老犯人只给小头洗衣服，那三个的衣服，只能让新犯人给洗。这里面等级的差别，细微而严格。 

小头从来不参加轮流抽烟的玩意儿，他的烟抽不完。大家没烟头可抽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他也慷慨分赠。有时他把胳膊搭在某个老犯人的肩上，一同观棋，看不出丝毫特殊。如果犯人们之间出了什幺纠纷，他就是调解人和仲裁者，公正温和。号子里谁拥有什幺，他都一清二楚。有时也下令互通有无，令出必行。类似均富，一种小型的社会主义。主义符合国情，号子里秩序井然。 

号子里的成员，并不固定。但同为“社会渣滓”，面对敌对的世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抗衡性的、族类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和人际关系的模式，使这个基本秩序，不受成员流动的影响。何况流动也并不经常。这个秩序，不是自觉活动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如同老式家庭或者专制国家，如同一种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八 鱼肉之勇 

我接受了这四壁之内的现实，按照它分配给自己的角色行事。洗碗，擦地板，冲洗茅坑，并且努力做到无懈可击。完了就在水泥地上做一阵子俯卧撑。以前在外面，除了夹边沟，这件事，我天天必做。文革时在敦煌住牛棚，后来到社科院住办公室，从未间断。 

然后回到自己的铺位，坐着，学坐禅。盘腿，闭目，舌抵上颚，拇指相对。但无法放松入静，更做不到意守丹田。闭着眼睛乱想，反成了精神能源的虚耗。以致虚火上炎，渐渐地积聚起一股子躁气、火气、和邪气。无法从现实中超脱，是我缺乏修养的证明。想到这个，我就生气——恨自己不争气。 

那天我就这么坐着，闭着眼睛生气。表面上一动不动，如同老僧入定。有什么东西落到腿上，一看是一条裤衩，吃了一惊。小头掷过来的，他正朝我看，用下巴指了指水龙头，示意我去洗。我耳朵里嗡的一声，脑中一片空白。抓住裤衩，掷了回去。 

他先是眼睛里露出惊讶，然后嘴角上浮起一个微笑，温和地问道，什么意思？ 

别无选择，我回答说，自己洗去。 

他旁边的矮疤脸霍地一下站了起来。他微微抬了一下手，矮疤脸又乖乖地坐下。 

然后他说，再说一遍。依然温和。 

我已无退路。再说了一遍。 

他眉毛一扬，说，好样的，有种。站了起来，从容不迫。 

我也站了起来，慌乱紧张。但没有忘记侧身而立，两腿前后分开。这是小时候爱打架养成的习惯，动作已成本能。那知年过半百，还来得那幺自动。 
他用两手指托住我的下巴，使我头往上仰。说，只怕你硬不到底。我摆开头，一记上勾拳，打在他下巴上。他出乎意外，猝不及防。加之我积聚已久的全部鸟气都出在这一下子上，很有力，他朝后仰去。为免跌倒，退了几步。退到大铺边沿，一脚踩空，跌坐在水泥地上。打翻一迭搪瓷饭盆，咣铛铛一阵乱响。 

在那声音招来警察之前，他老虎似地一跃就上了大铺，我趁他没站稳又把他摔倒。再起再摔，如是者二，门链子就响了。大家迅速坐定，进来两个警察。一阵左顾右盼之后，问，什么事？ 

没人说话。 

警察盯着我看，我是唯一站着的人，正在喘气，衣服也破了。 

小头闭着眼睛，趺坐不动，如同老僧入定。 

什么事？警察又问，这次是专门问我。我不知道怎幺回答。 

他，方脸号长指着我，说，他冲洗茅坑，滑倒了。把这些个碰下来了。警察看了一下一地饭盆，怀疑地又盯着我看了一阵。似乎要问什幺，但又终于没问。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你们放老实些！呯的一声带上门，锁上，走了。 

我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 

号子里鸦雀无声。一个老犯人拾起丢在铺板上的小头的裤衩，洗了，挂在水龙头上。 

我坐了很久，忽然想到，有一次在中山门，看见运送到饭店去的鸡笼子里，两只公鸡斗得羽飞尘扬。 

 
九、 因为烦闷无聊 

很意外，没人报仇。相反，他们是保护了我。他们说，如果告我打人，够我戴三天的背铐。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方脸碰了我一下，说，这边来吃。我说这边一样的，没去。接着，小头抛过来一头生大蒜，我接住了。这是提拔我，进入食蒜阶级。 

大个儿借给我一条床单。这条床单因为一层又一层的补丁而极为厚重，比夹被还管用。矮疤脸把一件破衬衣撕成条条，为我搓成一根带，用以代替那根被没收了的皮带。小头给了我一副全新的牙刷牙膏毛巾。这样，我有了坐牢的全套装备。 

特别感谢一个叫李继富的，他花了一天的时间，帮我把撕破的衣服全补好了。是个健壮汉子，粗手大脚，但针线极细密。他说这是坐牢练出来的，好比做气功就是了。 

大个儿叫赵金保，他的气功是用圆珠笔在一本练习簿上写写画画。画的是龙风老虎、猪八戒林黛玉一类。写的是诗。如“一进牢房 / 眼泪汪汪 / 妹妹你想我我知道 / 我想妹妹心发慌”；如“前有铁门 / 后有铁窗 / 铁门外面几道岗 / 坐在大铺上 / 心把外面想 / 外面缺吃少穿我不怕 / 东游西荡没人挡” ……有诸内而形诸外，直截了当，不做弄什幺朦胧，也难得。 

我问李宝祥，为什么身上有刺青，他说因为好玩，弄堂里几个社会青年互相刺的。“天宝桥”是弄堂所在的地名。原来土法刺青，非常容易，有针和蓝墨水就行。由于这次谈话，好几个人想刺。我极力劝阻，说将来出去了，人们看不惯。（我错了，其实未必）。他们不听，弄得身上伤痕累累。结果好几个人，都变成了九文龙史进。 

烦闷无聊，也是一种力量，能推动人们做一些非常的事情。高尔基有个短篇，写西北利亚一个过往车辆极少的小站，员工闲得发慌，造出各种谣言，拿一个厨娘消遣，以致她上吊自杀了。篇名就叫《因为烦闷无聊》。我想这些人折磨消遣新犯人的习惯，也和这折磨消遣自己一样，是因为烦闷无聊的缘故。 

十、 不相信眼泪 

那天进来一个新犯人，五十多岁了，脸部的结构有点儿什么不对头，像是弱智。他们上去要打。我以自己人的身份出来劝阻，左遮右挡，说算了算了。有个人在后面拉我，叫别管。 

拉我的那人，叫张业平，是个重婚犯。常爱自豪地说，刑庭庭长是他的姑母，只判了他半年，另外两个和他情况完全相同的人，都判了一年半。他的情妇现在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常挨打挨骂。判刑后他买通警察同她联系上并见了一面。他问她，弄到这个地步，你不恨我吗？她回答说，这话，该由我来问你。这个回答，他刻骨铭心。每次一说到这里，声音就要高一度，眼眶子就有点儿红。 

他常说起这个，并不是与谁肝胆相照，只不过是宣泄自己的感动与悲哀。对于这种“猫腻”，另一个犯人刘飞（就是我进来的那天叫我写飞字的那个）毫不同情。说，再漂亮的女人，玩过以后再玩，就没意思了。不就是个荷尔蒙么，起什幺腻！他是个体户，九江三马路服装店的老板。在南京一家旅馆，同一个服务员玩了一下，人家要二百，他只给一百，就告他强奸。警察跟人家一头，他就进来了。他说早知道是这样，她要一千我也给。 

那个像是弱智的新犯人，由于我拉架，没太挨打。天天坐着不说话。别人除了教他干活，也不同他说话。那坐姿和脸容我没法形容，总之看他看久了，会觉得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团愁苦。我坐到他旁边，想同他说说话。他不理我，微微斜过眼睛，冷冷地瞟了我一下。从那轻蔑的分量，我发现他并非弱智。 

一天，他哭起来了，很久都没人理他。后来正在观棋的李宝祥回头吼了一声，别哭！继续观棋。观了一忽儿，没回头，又自言自语地说，要哭就别干，要干就别哭。李宝祥是号子里最有同情心的。这就是同情。 

不相信眼泪，是这个小国的同情，也是这个小国的强悍。 

十一 没有告别 

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到了这里，具有小件寄存的性质。据说我来以前，有个被通缉的学生在隔壁关了一阵，后来被押送到别处去了。我也有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通缉令，十几天后，也被押送到了别处--成都。那里的牢狱，和这里又有不同--那是后话。 

这个号子里关的，都是刑期较短或将满的刑事犯。以前都曾在下面的拘留所看守所关过几个月或几年，都说可怕极了。包括刑庭庭长是他姑妈的张业平，也曾在江宁县的一个拘留所里呆了半年多（没在刑期中扣除，否则他该出去了），饿得半死。他说茅坑没水冲，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成堆。冬天冷风倒灌，小便吹到脸上。他们说最难过的是刑警这一关，打得凶。有种子母铐，只把两个大拇指铐在一起。背铐和老虎椅是把双手铐在背后……。刘飞是背铐着光腿跪在碎砖头上一夜，承认了强奸的。他们说过了刑警这一关，就算是过关了。来到这里，都觉得好过多了。他们说还有更厉害的刑，都只是听说，不曾身受。 

当了那么多年的“阶级敌人”，我还没见过那些东西。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独立王国和它的民族主义。知识、体验都是新的。环境陌生，又没人指点迷津，易犯错误。打了小头，没想到反而没事。没想到在那以后不识抬举，坚持在第三个摊摊吃饭，是乱了规矩，犯下了第一个错误。劝阻调教新人，更加形同反党，是第二个错误。我不自觉，紧接着又犯了第三个错误。 

那天，一团愁苦给大家洗衣服，很努力，先后顺序也完全正确，第一小头第二方脸的三矮疤脸……，无师自通。李宝祥建议我把衣服脱下来，一起也洗一洗，“洗干净了穿着舒服”。我脱下来，说，我自己洗吧，一件单衣服，不费事。凑过去，自己洗起来。 

“你知道这是谁的洗衣粉吗？”有人在背后问我， 

“这是老头儿（指一团愁苦）的洗衣粉。”另一个声音说。 

“你要用人家的东西，起码得打个招呼，对吧。”又有人说。 

我回过头去，方脸盯着我的眼睛，义正辞严地问道：“你打招呼了吗？” 

我没打，没了言语。就像在斗争会上。 

“呔，你这个肉头”，矮疤脸向老头儿吼道，“你同意他用你的肥皂粉吗？” 

“不，不同意。”老头儿一个立正，很精神地回答，没了一团愁苦。 
我势单力薄，又理穷词拙，不知道怎么解套。 

小头向我笑笑，拍了拍铺板，让我回去坐下。又向老头儿仰了仰下巴，老头儿乖巧地拿起我丢下的衣服，努力地洗了起来。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从容，徐缓，协调、和谐。大家对我，照样的好。 

十几天以后，我就走了。同来一样，走得也非常突然。两公安打开监门，向我勾了勾指头。给我戴手铐时，门就咣地关上。连个给大家挥一挥手，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 

十二、走向混沌 

穿过空院长廊，我们进入一条过道，两边门上挂着“预审室一”“预审室二”……的牌子。他们让我进入其中的一个，没跟进来，带上了门。房间不大，有一个讲台样的长桌子，很高。后面三张高椅子。下面对着讲台，有一木凳，极结实，四条腿插进水泥地里。那上面放着我们家的一个墨绿色帆布背包，装得满满。旁边站着两个警察。一个五十多岁，朴实和善，鼻唇之间的距离较长，略似猩猩。一个四十左右，身壮硕，脸木然。我进门后，年轻的那个拿起木凳上的背包。 

高先生，请坐。年长的那个说，很和气。我姓罗，叫罗兴雁 。奉上面的命令，来带你到成都去。我问什么事情，他说去了慢慢再说。我问我的家属在哪里，他说浦老师当天就回家了，请你放心。这是她带给你的东西，我们先替你拿着。我说我要见她。他说这是不允许的，我作不了主。而且马上要上飞机，时间也来不及了。 

声调和表情，都极诚恳。但是我不相信。这次无故被捕，和被捕的野蛮过程，使我断定这个政权，已经堕落到了什幺事都做得出来的程度。把有关契卡、克格勃、盖世太保之类国家暴力的、和黑手党之类非国家暴力集团的零星知识，都用来预测前程。把暴力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人，都看作了机器本身。 

但是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向他们求助。犯人刘庆（方脸号长）即将刑满，说他出去了可以帮助我，同家属取得联系。说他父亲是典狱长，联系上了，还可以帮助我们见面。我那时还不知道会被押走，高兴得糊涂了，告诉了他家的地址。此人是三进宫的刑事犯，也向别的同监打听家庭姓名地址，说辞因人而异。我后悔莫及，但又无法可想。 
我问罗兴颜，这事要紧么？ 
他显然一惊，脸上现出严重的神色，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真是太书生气了！太不了解社会上的情况了！家里的地址，是不能够在监狱里说的呀！ 
这几句不象是警察说的话，和他说这话时的恳切忧虑不像警察的表情，我印象至深。 
他问，那个刘庆，现在还没有出去吧？我说还没有。他说那就是了。看了看表，对年轻的警察说，你们上车，说着转身走了。 

一辆吉普在大院里等着。车上有两个武警，开车的是个大块头，红光满面。另一个精瘦蜡黄，一脸的精刁和冷漠，不停吸烟。我们在后座，等了大约半小时，罗才来。在疾驰的车上，他说他见了典狱长了，刘庆不是典狱长的儿子，但即将刑满是真的。他给南京大学保卫处打了电话，保卫处说他们马上去找浦老师。他说，“他们会的，你放心吧。”又说“这次没事了，但是以后，你可得吸取教呀！”“可得”二字，说得特重。 

大块头一手放在方向盘上，一手搭着靠背，侧身回头，告诉我他喜欢艺术。说南京有个硬笔书法展览，正在开，问我看过没有。说现在是硬笔书法热，毛笔过时了，书法不能过时，就得有硬笔书法。问我对硬笔书法有什么看法……我无心讨论，敷衍应对。心里话说，这个人怎么么这么不知趣？人家哪有心思来同你说这些？他仍很热烈。直到机场我们下了车，还摇下车窗喊了一声，高先生再见。乐呵呵的，声如洪钟。 

下车前，我被卸下了手铐。在飞机上扮演旅客，坐在两个警察中间。周围有人看报，有人打盹儿。几个花里胡哨的男女，不停地嘻嘻哈哈。大块头警察的面影，也融入了他们中间。人间的悲欢是如此的互不相通，我感到了一种存在的虚无。 

十三、我叫“九三四” 

到成都是夜里，下飞机，戴手铐，上警车，疾驰。 

在市区某处，进入两道铁门一个房间以后。两个警察把我和他们带来的我的背包，以及南京监狱没收的我的皮带餐券等物交给了另外几个警察。登了记，拿了收据，走了。 

再次搜身。包括那个一直由警察拿着，我没碰过的墨绿色背包，也搜了。都是衣服日用品。牙膏取出来，看了纸盒子里面。衣服一一抖开，掏了口袋。一部分装回背包，放进柜子，一部分用一件衣服包起，放在桌上。 

一个白头发、穿便服的矮小老头儿，一直坐在旁边。完了他叫我坐下，说，这里是四川省看守所，来了要老实些。监房里的墙上，贴有监规，好好看看，不许违反。不许说出自己的名字，你的代号是九三四，以后你就叫九三四。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他那阴冷的目光，它使我想起电影里的某个纳粹军官。他又说，到我们这里，可以照规定，按身份，给你一些照顾。可以给你一个暖瓶，一条被子。生了病，可以给你做病号饭。指了指桌上那堆衣服，这个，你可以拿去用。别的先放这里，要用再说。稍停，他又说：别以为是个教授，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里都是大学生。说着指了指登记和搜查我的那个警察，说，他就是大学生。 
那个警察得意地笑了一下，说，领导说的，都听清楚了吗？ 
此人三、四十岁，瘦长佝偻，尖嘴爆眼，长颈，很像是一条黄鼠狼。 

老头走后，他给我卸下手铐，让我把一张用毛笔写着高尔泰三个大字的白纸拉在胸前，靠墙而站，先立正，后转侧，给我照了几张犯人的档案相。复又戴上手铐，领着我穿过机关大院，进入一道灯光雪亮，有武警岗亭的铁门。这是来到这里我经过的第三道铁门，是看守所机关大院和监狱大院之间的门。不象南京的预审室是在监狱大院之中，这里的预审室在机关大院。后来每提审一次，我都要被他带着，进出这道门一次。 

里面也灯火通明。一排一排连栋的平房之间，有长长的花圃，开着许多花。平房隔出一个一个的监牢，都是两进。第一道门进入一个天井，天井里空无一物，上面有格子盖住。透过格子，可以看见被大城市里的万家灯火映照成暗紫色的夜空。格子上方，紧靠监房，有一条空中走廊。监房比天井高出很多。但靠走廊这一面的墙，只与天井同高，由一人多高的铁栏撑住。屋檐伸出，盖住了空中走廊。武装警察在空中走廊上面巡逻，不用穿雨衣，里外一览无余。 

进入天井以后，黄鼠狼打开第二道门，给我卸下手铐，让我进入监房，然后就锁上了门。接着就听到他锁天井的门的声音。除了那句“领导说的，都听清楚了吗”以外，这全过程中，此人没有说过第二句话。 

监房里孤悬着一盏电灯，约６０瓦，蛛网尘封。墙上除了监规一张，麦克风一个，别无他物，也都蛛网尘封。四张床铺中，有一张空着，草席上有棉被一条，暖瓶一个，搪瓷饭具、牙刷牙膏各一套，就是九三四的。 
三个同监都睡下了。我注意到，他们都没剃光头。不知道是没睡着，还是又醒了，都瞪着眼睛看我。没有敌意，也没有热情，如同旅馆里的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