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边缘

------在劳改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张先梁

先生们、女士们、朋友们：

今天能在这样一个庄严的场合，控诉中国共产党残暴、伪善的新法西斯专政并同诸位交流作为一个思想犯、良心犯在狱中所走过的心路历程，我感到十分欣慰。

1946年我出身于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祖父张世鎏是早期商务印书馆的推广科科长，主编过「英文韦氏大字典」和「英汉模范双解作文词典」，是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界的权威人物，由于家中藏书丰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书堆中渡过的，这些古今中外的名著给我奠定了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的理想信念，然而，也正是这些理念使我从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被中共当局认定为是一个“思想反动”的“反革命分子”而在无休止的苦役、批斗、牛棚、特别审讯室、监狱和劳教集中营里浮沉了30年，最后几乎病死狱中。

我在上海茂名路的一处不大的居所和自建的一个小小的阁楼，经常遭到抄家和搜查、监视、窃听、跟踪。骚扰更是家常便饭。我的妻子遭到侮辱和殴打；我的女儿也被无辜株连，甚至于大学毕业后没有户口，不给分配工作。和我来往的朋友几乎无一例外的都会遭到公安政保处和国家安全局的调查、传讯。我这里有几封信件可以充份证明：即使我流亡到了海外，同我通信的亲友们也依然生活在这种恐惧的阴影下，经常有特务上门要同他们“交朋友”，要他们“同政府合作”，“汇报情况”，我的信件经常被以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截留、退回。

一年前我不幸被抢走了中国护照，当我通过正常手续向芝加哥中国领事馆申请补发护照时，中共当局不但拒绝补发护照，不准我回国，还厚颜无耻的侵吞了我交上去的手续费90美金…… 这一切的一切仅仅只因为我持有自己的思想和信念，只因为我认为我们必须活得象一个人，就如我们的老祖宗当年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种种苦难，终于选择了直立行走那样：挺直我们的脊梁，抬起我们的头，决不在任何政治高压下屈服------如此而已。

1978年底我以沈默为笔名在上海人民广场的民主墙上张贴了72篇杂文、诗歌、公开信，抨击时弊，呼吁科学民主的春天早日降临神州大地，后来又与朋友们一起创办了“科学民主报”、“风云篇”等民运刊物，长期坚持民运的地下工作。1983年严打中我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同时被捕、收审、拘留和传讯的有周建和、余和亮、乐昌如、陶世楷、桑坚城、李锡华等十多人。中共当局还把逮捕我时所摄的录像片收集进“严打专题集”中在全国范围内放映，以达到杀鸡警猴的目的。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竟然在答记者问中声称：在这次“严打”中没有逮捕过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真是谎话说尽，坏事做绝。

由于我同我的朋友们早就有了应变的长期准备，组织严密，大部份人都顶住了审讯压力，这样一件轰动一时的“反革命集团”大案最后仅将我一个人以所谓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力2年草草收场。我先被羁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判刑后押往上海市监狱，后又被押送到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二大队二中队服刑，从此堕入了人间地狱。

1993年上海的工自联负责人王妙根为了抗议警方施暴，在上海龙门派出所门口用菜刀砍断了左手的4根手指。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压制民运人士的抗议活动，在江泽民即将来上海主持东亚运动会开幕式之前，由朱容基亲自批准将精神完全正常的王妙根强行送往精神病院关押。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以及防止其他异见人士再遭毒手，我决定挺身而出在上海人民公园召开“六．四”四周年纪念会，向中共当局表达我们的强烈抗议。在我被捕后，又有杨勤恒、鲍戈、王勇刚、龚星南等4人到上海市公安居门前绝食示威，这便是轰动一时的王妙根事件。受这一事件株连遭到传讯、拘押、绑架、送劳动教养的异见人士还有鲍戈、杨勤恒、傅申奇、林牧晨、胡可师、赵荣光、韩立法等十多人，皆总的刑期加起来超过20年。其中杨勤恒至今还在狱中，王妙根还在精神病院，赵荣光下落不明。

接下来3年的“劳动教养”简直是人间地狱中的地狱，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关入“牛棚”，受到“群众专政”几乎长达十年，接著又因投身民主墙运动被以所谓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但漫长的“专政”、劳改生涯，无休止的“隔离”、拘留，无数次“运动”的批斗、审查、强迫劳动、甚至于毒打都不象这次三年劳动教养------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最高行政处份”那样彻底摧毁了我的健康。我从一个平时连伤风感冒都很少有的完全健康的人入狱到在狱中患了心肌劳损、心肌缺血、高血压、类风湿关节炎、膀胱炎、糜烂性胃炎、胃出血、肾炎等十多种疾病，还不包括经常发烧、慢性腹泻、反复感冒、各种皮肤病、传染病。在长期无医无药，甚至于连接见时也不准我妻子送药的情况下，我只得用按摩、静坐运气、唾液漱口、冷水擦身、到退行走、慢跑竞走、做俯卧撑、仰坐起立以及自编的狱中操等等来与疾病作斗争，我全身浮肿，体重却急骤下降，最后我不得不被迫用古印度的“自尿疗法”即每天清晨硬著头皮喝一杯自己的尿来减轻疼痛。

我两次在半夜里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大量尿血，至少有五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严重的一次我倒在铁门边浑身抽搐，汗如雨下，小便失禁，值班看守陈欣欣竟然威胁说要把我吊起来，还幸灾乐祸的说“你死了活该！”而前几天我也确实亲眼看到这些虐待狂把一个劳教呈大字形吊在对面大楼的西窗上“喝西北风”。

中共当局在答复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时厚颜无耻的辩白道：“西藏尼姑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政府还负担了全部天葬费用”，“家属表示十分感激”云云。国务院发表的《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更是“满篇荒唐言 十分无耻心”现在我的亲身经历充份说明了这所谓“全力抢救”的真相。试想：如果当时我支撑不下去，倒毙在铁门边，中共当局也会对外声称：“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政府负担了全部火葬费用”等等。

三年中我没有纸笔，看不到书、报、电视，听不到广播，单独关押我的牢房里没有电灯，没有门、床，只有空空的铁栅任凭寒风呼啸而入。与我偶有接触的劳教都受到警告和监视，如对我略表同情或同我多讲了几句话便会遭到狱警的训斥与殴打。但就是在这种戒备森严的情况下，还是有不少的劳教出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冒著极大的风险偷偷的帮助我，给我送上圆珠笔芯(因为严管队中所有的圆珠笔全都登记编号，他们只能给我圆珠笔芯才不会让狱警发现)，将我写在罐头商标纸、药袋和药品说明书反面的诗歌和书信千方百计的送出去。为此，前后有四名劳教受到过严管、无休止的审问、殴打，甚至于延长劳教期等等惩罚。我的亲身经历充份说明：劳教人员名为“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比犯人的处境还不如，许多老官司都说“劳教官司其实比徒刑官司难吃”而我们这些异议人士在中共的劳教集中营里则更成了“不可接触的贱民”。

整整的三年零一天，我在狱警的眼皮底下吟就了诗集「笼中吟」共七十二首，完成了两篇杂文「中国工人的“权利”」、「中共的外交“统一战线”并未缓行」，前后写了六封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各人权组织的控诉状以及给家人和民运朋友们的信件十八封，共约二十万字。除了两次、三封信被狱方截获外，其他的著作和书信都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通过各种渠道带出国境顺利送达我赴美留学的女儿手中，其中一部份书信、控状和十九首诗歌还在林牧晨先生的整理下陆续在「中国之春」上公开发表，完成了我反抗中共暴政、披露人间地狱的心愿。由于我在被截获的三封信中愤怒揭露了我险些病死狱中的遭遇，公然称劳教所为“集中营”，并抨击江泽民94年3月与克利斯托弗北京会议中发表的谬论，引起中共高层的震动，江泽民几次来上海亲自指示对我的严密监管。为了折磨我并且彻底切断我与外界的联系，三年中我被转移了九个地点，我陆续将它们起名为：“警视院”、“三仙洞”、“面壁窑”、“不羁楼”、“择善斋”、“藉光阁”、“西望角”、“扬家庄”、“奈何滩”，这每一个名称背后都有一段血泪斑斑的辛酸故事，这九个牢名也正是我在中共劳教集中营里九死一生的缩影，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象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可怕的恶梦：酷热的三伏天，狱方故意把我关押在密不透风、热如烘箱的朝西牢房里，而且一天只开一次封，到一下便桶和就手接一盆水，一天的洗脸、刷牙、洗碗、擦身、洗脚……全用这一盆水，你必须惜水如油，而且脏水只能倒在便桶里。晚上在热得实在无法入睡的情况下，我被迫将脏水不停地洒在牢房的水泥地上以求降温，只留下一席之地是干的。我躺在这一席之地上，汗流浃背，蚊子成群结队的轮番向我进功，各种趋光飞虫扬长而入，在我的身上、地上乱爬。有时麻雀、蝙蝠也会闯进牢房与我作伴，我几乎夜夜无法寻梦。冬天狱方却又将我转移到没有门窗、冷如冰窖的废弃牢房中让我这样一个在狱中患上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在穿壁而入的寒风中忍受病痛的煎熬。

这种长期的单独关押；这种用无穷的孤独寂寞来磨却你的锐气，耗尽你的精力；这种无书、无报、无医、无药的残酷折磨，我称之为“软刀子杀人”，这同刘纲他们在中共狱中所受到的毒打、吊铐和电棍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充份暴露了中共政权的残暴和伪善，更充份说明这个反动政权的虚弱和末日感。他们不但害怕人民，害怕人民用和平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害怕像我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他们甚至于害怕一个已经被他们剥夺自由关在牢里的囚徒，害怕每一支笔和每一张纸。凡是我关押过的地方，纸、笔、书、报一律成了违禁品，连和我接触的其他劳教要写家信都必须到狱警那里领取纸、笔，而且要按时交回。我想到宋朝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异族统治者的囚禁下还能要来笔、墨，在粉墙上留下不朽的诗词；忠王李秀成身为曾国藩战俘尚能从容写他的自白；鉴湖女狭秋瑾在临刑前提笔疾书“秋风秋雨秋煞人”；瞿秋白、方志敏等中共领导人在国民党的狱中还能写下「历史的误会」、「可爱的中国」等著作；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在德国法西斯的庞茨克集中营还送出了167张手稿，写出了「绞刑架下的报告」，这充份说明了中共暴政比历代封建帝王，比异族侵略者，比早期的国民党，比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三年多中，除了精神和肉体的百般折磨外，中共当局还对我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我的一切都是高层决定的，每隔一、两个月上海市公安局政保科和上海市劳教局的管教科长李兴豪就来狱中对我进行攻心战，要我表示悔过。特别是国际舆论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强烈谴责或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加了一定压力时，他们就更频繁的找我，要我作出保证和让步。他们转弯抹角的表示：如果我能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颠倒黑白，我就能立即获得自由；如果我能保持沉默，不再与其他民运人士来往，我就能得到保外就医。对于一个失去自由，饱受病痛折磨的囚徒来说，自由和医药意味著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我的类风湿关节炎越趋严重，十个手指对称发作，肿胀得无法弯曲，全身关节如刀剜般的剧痛，而且影响到心脏和大脑，左边的脸肿得连左眼都睁不开，最后连行走都有困难，每跨一步都象踩在钉板上……我知道类风湿关节炎如不及时治疗，两年后便会关节变形造成终身残废，我更知道风湿性心脏病所引起的心绞痛时刻在威胁我的生命，但当我一想到关押在狱中的其他战友，想到劳动教养这把达摩克利剑正高悬在所有的异议人士头上；想到“六．四”被屠杀的忠勇志士，想到他们的鲜血还渗透著我们的心灵，我就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了他们的诱降，在这不归之路上越走越远。由于我的「笼中吟」和控诉状在海外的发表，使警方和狱方十分恼火，他们用延长劳教期一年来威胁我，并将我再次隔离，反复搜查，诱供逼供，但最终一无所获，最后竟气急败坏地把我这样一个患有十多种病的病人千里迢迢的流放到江苏大丰劳教集中营去以达到不让我家属接见的目的。我在警车渡过长江的时候，在五名狱警的严密监视下，戴著手铐望著滔滔东流的江水，想到此去再也收不到家信，见不到亲人，而且释放无期，生死未卜，悲愤地吟了一首“北上”诗。

当我反复推敲将这首“北上”诗吟就后，我悲愤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我环视著在我身边如临大敌的这五名狱警不禁哑然失笑。我想当某一天他们获知了我在这种戒备森严，无纸无笔的情况下，依然用我的心血写诗，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感受？我在监视居住和青东集中营的二年五个月中共完成了三十二首诗，而在大丰集中营“片纸不留”并受到外省籍劳教日夜监视的七个月中竟吟就熟记了四十首诗，而且其中有二首还是五言长诗。诸位，这就是中国民运人士对中共高压暴政的强烈挑战。

这种不畏强暴的勇气并非仅仅来此我个人的力量，而是许许多多“六．四”死难者和存活著的英雄们；许许多多在海外克服艰难困苦，十几年如一日地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而苦斗的民运人士；许许多多主持正义、反抗邪恶，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国际人权组织以及国际友人们；是在座的各位朋友的支持、声援、营救、帮助使我能够顶住种种压力和磨难，熬过中共劳教集中营暗无天日的囚徒生涯，坐了三年零一天的牢，最终把牢底坐穿！这三年劳动教养比六年徒刑还要难熬，还要可怕！中国目前的劳动教养已经演变成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剥夺了请律师辩护和本人的自我辩护权，在执行中又可任意延长的，一种无法无天的政治迫害手段。

因此我们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在呼吁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释放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杨勤恒等民运精英的同时，还应当发起万人签名，要求中共当局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定，保障人权，以免劳教集中营成为摧残异议人士，储备政治筹码的国家机器。

总有那么一天，位于天安门广场上的暴君纪念堂会改建成中国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我们每个人的故事都会储存在这个馆内，留给后人，让他们珍惜民主社会的来之不易。而在这个纪念馆的门口，就象在岳飞墓前一样，将会跪著四个铁人被忠奸分明的中国人千秋万代的唾骂，这四个铁人就是------毛泽东、邓小平、李鹏、江泽民！


1999年9月18日于华盛顿D．C
(由劳改基金会、肯尼迪纪念基金会、美国民主基金会在华盛顿DC召开的劳改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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