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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岁的胡绩伟为《民间》说话：“特别要纠正新发生的坏事，如最近查封《民间》杂志和迫害它的主编。”
胡绩伟先生是70年代拨乱反正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社长，推动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是改革的主号手。80年代新闻改革的核心人物与主要推动者，他任上《人民日报》1980年一年直接批评四位部长与两名副总理。他的名言：报纸就是高压锅的减压阀是让老百姓出气的。
香港2008年第一期《争鸣》杂志上。92岁的胡绩伟，再次亮出嗓门，为政府建言，《兴利除弊的两点希望》。提及：“我曾说“说一百句好话，不如做一件好事。”以后我降低调子，改为“说一百句好话，不如不再做一件坏事。”
认为十七大好话说得太多。
同时，92岁的他仍在呼吁争取言论与出版自由。
在文章结束时，他提及：
“对一个党、一个国家的领导来说，要铲除一件坏事就必须兴办一些相关的好事。同样，要兴办一件好事，也必须革除一些相关的坏事。只有这样，认认真真地办好事和除坏事，特别要防止和及时纠正新发生的坏事（如最近查封《民间》杂志和迫害它的主编），这对已办的好事有大大伤害力，有如一只老鼠败坏一锅汤一样，所以办好事也一定要同除坏事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四伏的形势。
我之所以在多次失望之后仍然没有绝望，就是还有一点点希望，如果能够一步步、一件件予以落实，就算我没有白费心血了。”
胡绩伟因此希望纠正查封《民间》的错误，除坏事。这可能是民间年纪最大的读者与支持者了。
壹报主人在此代表所有关心和支持《民间》的朋友谢谢胡先生。
无论《民间》能不能复刊，我都会延续中国新闻改革的长路走下去，那是前辈们开创的，正如报人钱钢先生指出，“即使不能进百米，也要进一米一米前进，不能一米一米前进就一厘米一厘米前进”，言论与出版自由是挣出来也是抠出来的。
另外，告诉各位朋友与读者，《壹报》近日又开屏了。
胡先生的全文《壹报》转载，其中有不少有意思的地方如提及当时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评论以后，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大发雷霆，大骂这是「一株大毒草」，坚决反对和阻止贯彻解放干部的政策措施。这位部长的言行在中央组织部内部也引起强烈反响。很快，整个中组部的办公大楼内贴满了批评这位部长的大字报。一些老同志把一大卷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编辑部，编辑部立即把它编成《内部参考》， 送给党中央。在华国锋主席主持下，经过讨论，决定撤销这位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任命胡耀邦接替他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从此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历程。
其实所有的自由与改革都是争取来的。也是小人物创造的，没有中组部普通干部的斗争，哪有平反错案的开始。
因此请读者细看。
壹报主人认为：北京公安局最近也可少干一件坏事，那就是抓胡佳。这种坏事也是属于一颗老鼠屎坏了整个迎奥运和谐一锅汤的笨事。
附录：
胡绩伟先生文章—-兴利除弊的两点希望
我反复说过两句话，颇受称道。一句是「说一百句好话，不如真正做一件好事」；以后，我又降低调子，改为「说一百句好话，不如不再做一件坏事」。主要是针对当局说的好话，对人民的允诺，的确是说的很多很多，但实际上干的好事太少；特别是答应老百姓要干的好事，在实际行动上太少；而干的坏事，实在太多。几十年来，从毛泽东传下来的「假大空」的「优良传统」实在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使老百姓失望，太丧失人心了。国际舆论认为中国已经沦为一个「谎言之国」了。
这次的十七大，好话可能说了不止一百句。许诺要干的好事，恐怕至少也有几十大件；宣誓不干的坏事，恐怕也不止几十大件。不少人对此不抱有什幺希望。但是，像我们这些老党员，总觉得于心不甘，仍然希望这个一再令人失望的党，这次能再做几件好事，再不做坏事。我这个九二老叟，仍然抱有一点希望，一是再试探一下，二是再尽点余心余力了。
想来想去，现在只提两件大事，都是当局已经开始进行而且是已见成效的事。
从宽容到宽松
第一件，是对所谓异见的舆论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坚持下去，而且加大力度。
从今年二月，当局对《炎黄春秋》发表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采取宽容的态度，引来了社会各界强烈反映。对此，十个月来，当局一直坚持这种宽容态度。这种重要的政治风度，对全国各地展开比较自由的讨论，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当局能够把这种宽容坚持这样久，产生这样大的连锁反应，当然也是形势所迫。虽然，可能超出原来所预料，所以在这样长的时间内，在一些地区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有形无形的防范、阻碍和打压的事件，但总的说来，情况还是比我们想像的要好，是不能小看这些实际效果的。
首先，过去提心吊胆进行编辑工作的《炎黄春秋》的同志们，虽然仍然小心谨慎，但心情比较舒畅了。在这十个月中，一期接着一期连续出版的新杂志，总能坚持给读者几篇比较颇有启示作用的文章，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民主主义的探讨，以致对于中国民主前途的探讨，对于我党和苏共历史的经验教训的研究，总能不断地做出新贡献。不只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十石」、「几十石」所产生的后浪推前浪作用，可以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民主冲击波。
其次，由此引起的各种大大小小讨论会的发言和各种媒体（包括网站）的各色文稿，突破地区界线和天地界线，反覆交叉的传播扩散，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甚至有针锋相对的论战，特别是许多历史真象的揭露和证伪，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越来越活跃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气氛。
我个人在暗中窃喜的还有两点。一点是关于重新学习和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所谓的新发展，在这方面再要设置什幺禁区，恐怕就越来越困难了；第二点，再要发动一场什幺「反右」斗争和什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批判，恐怕也越来越困难了。
我对今年二月开始的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评价还是很高的，所以我还乐于提出进一步的建议，希望党中央坚持和扩大这种优良的传统作风。
不久前我写了一篇题为《以退为进》的文章（见二○○七年《争鸣》第六期），文中特别表扬了当年曾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称赞他对中央党报《人民日报》所采取的宽容态度。可惜，我在这篇文章里，还没有写出他这种宽容精神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给我的感触很深，也令我终生难忘。
比如，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重要评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这篇由胡耀邦同志领导的中央党校理论组写的重点评论，把几十年来毛泽东所制造的重大的冤假错案予以推翻。
我在回忆录里曾经写过这样几句话：「这篇文章有如万里惊雷，引起全国上上下下的热烈反响。多少人全家老少聚在一起，满含热泪一读再读这篇文章。他们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得人心的决策。推翻了几十年的一切冤案，使千百万含冤的人们重见天日，恢复工作，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大有希望。《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电话不断，一个月之内，收到读者来信和电报一万多件。文章作者在两个月内收到两麻袋信件表示对这篇文章的热烈拥护。」
这样重要的评论，《人民日报》并没有事先送给中央审查批准，事后得到了中央的首肯。一个现任的党中央主席，对于如此严厉批评揭发「四个伟大」的毛主席的文章，公然容忍刊登在中央党报上，这种宽容的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紧接着，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和六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上，又连续发表了两篇评论，针锋相对地批评中央写作组撰写的、由党中央主席批准发表的关于「两个凡是」的社论。而华国锋同志仍然保持十分严肃的宽容的政治态度，真是达到了十分高尚的境地。
令我更加钦佩的是，华国锋并没有满足于这种高尚的宽容的政治态度，而且进一步促进这一政治态度发展为更为可贵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评论以后，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大发雷霆，大骂这是「一株大毒草」，坚决反对和阻止贯彻解放干部的政策措施。这位部长的言行在中央组织部内部也引起强烈反响。很快，整个中组部的办公大楼内贴满了批评这位部长的大字报。一些老同志把一大卷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编辑部，编辑部立即把它编成《内部参考》，送给党中央。在华国锋主席主持下，经过讨论，决定撤销这位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任命胡耀邦接替他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同样，在发表批评「两个凡是」的评论后，也引起当时主管中宣部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的恼怒，他当面拍着桌子骂我「反对毛主席」，责骂「《人民日报》这个中央党报代表哪个党？」一时间传出一股指责《人民日报》的邪风，「《人民日报》犯了大错误」的小道信息传遍国内外。值此全国刚刚兴起的「平反冤案、解放干部」的工作受到严重压力的时候，以华国锋为主席的党中央，又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中宣部时，就声称：「宣传部应当是思想解放部」，还特别表扬了《人民日报》。
我这一段的简要回述，是想说明：党内宽容的政治态度促进了整个社会宽松的政治局面；而这种宽容、宽松的政治环境，是由保证党员的人身自由和保证党内的言论自由密切结合、相互推动而发展起来的。
在七十年代后期，经过十年浩劫，百业凋零，社会贫困。当时的党中央之所以能够使中国社会起死回生，重振危局，就是如此机智勇敢地迈开步伐，从解放人的手脚和解放的人头脑交相促进中，终于走出了困境。当时，之所以特别珍惜这段历史，因为这是经过多年的血汗与眼泪的结晶而获得的。
所以，我在十七大之前，发表了三点希望：第一点就是保证言论出版自由（题目是《殷切的希望》，二○○七年七月号的《争鸣》）。当时，我的提议是希望中宣部带头学习《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没有作任何解释，因为当时确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想，身居党中央宣传部的一般工作人员都会清楚的。现在，十七大已经结束了，中宣部所主导的主流媒体，仍然显得十分消极和被动。这就使我这个《人民日报》的老报人感到十分揪心，所以又从另一个角度重提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联想到最近世界报业协会新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中国没有兑现申办奥运会时开放新闻媒体方面所做出的承诺。目前，中国大约有三十名记者和五十名网络异议人士被关押或判刑。这样，中国就成了「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这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世界记录。多年来，我国元首人物出国访问，常常由于为我国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在外交场合弄得十分尴尬，大大有损于党和国家的形象。如果在十七大以后，能够释放一批被关押判刑的记者，能够分期分批地释放多年来被监禁和监控以言获罪的思想政治犯（包括被迫在国外流亡多年的优秀人物），对于促成当前宽容宽松的政治环境，一定会产生很好的作用。中央首脑人物说的好话，相信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了。
从反贪到廉洁
我对党中央所抱的第二点希望，也是中央已经开始颇见成效的大事。
所谓颇见成效，就是这些年中央和各级党政机关都处理了一批贪污腐败案件，其中确有一批大案要案的处理，得到社会上的良好反应。配合其它改革措施，在某些乡村和区县也出现了初步的开明廉洁的好苗头，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一点期望，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可是，总的说来，随着泡沫经济的升高，权钱结合的利益集团也在惊人的发展，各种贪污腐化的大、中、小案件几乎遍及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党和国家的政治形象越来越遭到败坏。最近世界廉洁政府的排名，几年来我国连续排在落后的名列之中。据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腐败指数显示，在一百八十个国家（地区）中，中国名列第七十二名。「透明国际」认为最好的廉洁国家得「十分」中国只得「三点五分」，被认为是「腐败严重国家」。香港得「八点三分」，列第十四名，台湾得「五点七分」，列为第三十四名。相比之下，中国在国际上的丑名就太大了！实在让我们这个自诩为「经济高增长」的国家，也难于在国际舞台上挺起腰杆了！
我们必须洗清这个奇耻大辱！根据我几十年的切身经验认为：只有发动全国人民对腐败行为进行公开的批评、揭发和斗争，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我想说说在建国初期《人民日报》在反贪倡廉运动中的表现，重申舆论监督的巨大作用。毫不夸张地说，舆论督导是很重要的。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督导机制，确实是一个十分有效的、绝不可少的反对贪污、反对一切歪风邪气的锐利武器。
全国解放初期，在一片新生气象呈现勃勃生机的时候，各种歪风邪气也发展的很快。
党中央为了发动群众同各种贪污腐败行为进行斗争，在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就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党已经领导着全国政权，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领导者的地位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央特别决定：「在一切公开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由此，各地党报陆续揭发批评了一批贪污腐败等典型事例。同时各地出现的阻力也很大，压制批评、责骂报纸的事例也很多。我从一九五二年底调任《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的题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的社论，引起很大的轰动。这是我到《人民日报》后所撰写的第一篇社论，经过邓拓同志的修改，由刘少奇副主席审阅、批准发表的。
现在看来，这篇社论虽然看上去「党八股」的味还很重，但内容、宗旨和论述还是好的，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我从苏共总书记马林可夫的讲话中，选出了「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这句话，作为社论的标题，得到邓拓同志的称赞。社论的开头一段说：「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党从来都是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前进的。《苏联共产党简明历史教程》的结束语第五条教导我们：如果党内被成功所陶醉而开始骄傲起来，害怕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那幺，党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作用；如果党不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容忍批评与自我批评，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幺就不可能被战胜的；如果党隐瞒自己的错误，不能容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并且像马林可夫同志说的那样，把那些阻碍对我们的缺点展开批判、压制批评和对批评者实行迫害和报复的人，当作党的死敌，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现在重读《人民日报》五十多年前的这篇社论，特别是看到这个发人深省的标题，就会感到很不平常。当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四篇社论，先后揭发刊登出人们称之为「八大案件」的典型事例和很多重要的读者来信，对当时所进行的反对贪污腐败等「三反」运动所起的作用，真是很了不起。想想，如果现在党中央能够再作一次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如果能够领导中央主流媒体带头开展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相信，一个实实在在的、包括反贪污腐败在内的群众性的批评揭发运动，肯定会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当然，还值得怀念的是八十年代胡、赵执政开始时期，《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带头在全国新闻界所开展的新一轮的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浪潮。仅在一九八○年一年，就重点批评了四个中央一级部长和两个副总理。得到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和表扬，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震动中外，我就不再回述了。
在这里，我只是提醒十七大的中央，千万不要忘记，党中央和中央党报曾经对各种错误进行过效果辉煌的斗争实践，千万不要忘记继承和发扬这种光荣传统。
回过头来，再着重说几句关于反腐倡廉的建议。
一、揭发处理陈良宇这样的大案要案，产生了很好作用，希望再接再厉，一案一案地查到底，不论遇到什幺人的问题，一定要查个一清二楚，决不半途而废。
当然，对现在已经开始清查的一批大案要案，都应当穷追不舍，一定要统统进行严肃的处理，更不能有什幺松懈情绪。现在的大案要案，都是官商勾结，上下勾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警奸结合，红黑结合，团伙性、顽强性、复杂性是很大的，不发动广大群众，不调动舆论威力，是办不好的。
二、每一件大案的揭发过程中，都有一些检举人受到来自各方的各种形式的压制和打击，遭受到各种暗中的和公开的打压。据报道，仅是陈良宇一案，就有两三百人（包括一些着名的律师和支持正义的学者）受到打击和迫害，甚至身陷冤狱和遭受酷刑。有很多人至今仍然受到有形无形的迫害和监控。当局应该像那篇《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那样，对此加以严厉的处罚，立即把那些遭受打击迫害的人（包括很多维权上访的群体）解放出来，恢复他们的名誉，甚至给以必要的补偿。如果中央能够执行这样重视揭发检举的实际措施，奖励和保护同贪污腐败以及各种错误作斗争的有功之人，一定会对新的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起到立竿见影的促进作用。
三、自上而下的廉政措施，也是极为重要的。比如关于官员财产申报的制度就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廉政决策。只要把官员及其子女的财产公布出来，人民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有多少财产和财产的来路正不正。所以，在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层的阻力很大，对申报制度的制定和通过，予以抗拒、反对、抵制的势力相当顽强。早在八十年代，陈云、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聂帅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多次提出，要建立干部和家属财产收入公开机制。陈云还说，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做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做到，否则，人民怎样会拥护共产党？可是，偏偏在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对于官员财产的申报制度，经过多次讨论，拖了二十年，就是通不过。难怪这些年来，特别是各级领导官员拥有的财产急速膨胀，贪污腐败的大案越来越严重，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必须痛下决心，坚决改正。看看我们那块小小的香港特区，每一届领导班子正式就任以后，有关官员的私人物业和财产的资料，第二天就公布出来，供公众查阅。香港传媒的视线也马上聚焦于三司十二局新任高官拥有多少财产的情况，而且立即问责官员利益申报制度是否有漏洞。香港对这种申报制度，每年都严格执行。二○○三年，香港前任财政司长因为在购车过程中没有及时进行申报，受到公众质疑，结果，被迫辞职。正是由于港府如此严格坚持申报制度，所以能够多次被评为「全球最廉洁的城市」的荣誉，香港反贪局的威信很高。
相形之下，值得深思！如果新一届的中央能够很快通过一拖二十多年有关廉政的这一决策，对于治理腐败的危局，一定能够用实际行动在国内外改善自己的形象，才能切切实实地真正建立起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和谐社会。
从这两点希望看出，我所说的「干一件好事」和「不干一件坏事」，并不是一般善人和恶人所干的小事，而是国家大事。这些为全国人民兴利除弊的大事，是密不可分的。对一个党、一个国家的领导来说，要铲除一件坏事就必须兴办一些相关的好事。
同样，要兴办一件好事，也必须革除一些相关的坏事。只有这样，认认真真地办好事和除坏事，特别要防止和及时纠正新发生的坏事（如最近查封《民间》杂志和迫害它的主编），这对已办的好事有大大伤害力，有如一只老鼠败坏一锅汤一样，所以办好事也一定要同除坏事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四伏的形势。
我之所以在多次失望之后仍然没有绝望，就是还有一点点希望，如果能够一步步、一件件予以落实，就算我没有白费心血了。
二○○七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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