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一、“流放”
二、“见面礼”
三、强行“洗脑”
四、一张让历史满意的答卷
五、镇压
六、超强度的劳动
七、抗暴自救
八、再遭镇压
九、迫害依然在延续
十、医疗方面
十一、伙食方面 十二、有关刑事犯的人权状况
十三、有关部分政治犯家属的一些情况
十四、并非结束语……
一、“流放”
今天，我象平时一样被强迫坐在冰凉的铺板上，遭受周而复始的体罚
时。监道里传来喊声：“冷万宝，打行李。”我知道喊这连我都要忘
记的名字时，对我意味着将要离开囚禁我22个月零10天的不见天日的
非人道的监牢里。牢房的铁门“吱呀呀”发出铁锈般的声音打开了。
我试图抱着行李走出牢房。但我没有抱动行李，由于长期的缺少任何
有助于身体的活动的关押，我的身体已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左腿肌肉
明显畏缩，左腿不仅无力支撑着身体，而且成了身体的负担。好在喊
我出去的警察，可能是出于对我们的遭遇有些同情的原故吧，喊来一
个留在看守所服刑的刑事犯来帮我拿行李。走出牢门，穿过一段幽暗
的长长的监道，来到了看守所院内。
这一天是1991年4月19日早晨7点左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长春
市铁北看守所。
4月中旬的末尾，按季节来说是春天，但我却感觉不出来一点春天的
气息。低沉的天空，充满了灰蒙蒙黄乎乎的色彩，冷风带着一股酸腐
的气味夹着尘土在我的周围肆虐，并不断的侵袭我的身体。在冷飕飕
的风中，我不由的打了一个冷颤，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已到了弱不禁风
的程度了。孱弱的身体在走到院内的过程中不断的踉跄，我知道我身
体的能量差不多在为的无情的岁月里被挥霍得精光，而能够补充身体
能量的来源，又被一只带有血腥气味的野蛮的铁手给截断了。尽管如
此，我还是挣扎着走出了虎口挪出了监牢。然而这以前的一切和我们
以后所发生的遭遇来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我被带到看守所院内，院内已停放两辆吉普车。在车的周围站着几名
穿着囚服的人，另外还有几名着装的警察和几名穿便服的人。我被带
到几名穿囚服的人跟前，其中有1个人认识我，他向我介绍：“我叫
李杰。”一提名字，我就知道此人是谁了。李杰在1989年5月间因印
发《民主之声》刊物遭到逮捕，并被判刑5年。李杰把我介绍给另外
几个穿囚服的人之后，然后向我介绍另外几个穿囚服的人。有两个是
来自北京的，1名是被当局通缉的第3号人物──学生领袖并被称为秦
城铁血汉的刘刚。另1名是当局通缉的19号人物──学生领袖张铭。
另外3名是来自吉林市因结社成立《民主社会主义同盟》而遭判刑5年
的安福兴、判刑3年的李静娥，和来自通化市的因反对政府暴力镇压
学生运动而判刑4年的司伟。
我问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李杰告诉我：“是从长监来的。”“我
说：“我以为，我是被送往长春监狱。既然你们是从那里来的，那我
们肯定是要送到别的什么方去了。”
这时李维、唐元隽、梁立维背着何振春（一个下肢全部瘫痪，生活不
能自理的人。他在89年由于参加学潮游行并喊了几句口号，而被认定
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刑5年。）相继从牢里步路艰难地走出来。在
当时，我以为送到本地某个偏僻的地方去（如白城地区的镇赉劳改
营），并没有想到被“流放”到千里迢迢之外的外省某个偏僻的山区
劳改营。没有这种想法，只是说明本人对当局认识的还不够彻底。世
人皆知搞“流放”是不得人心的的事情，也是不人道的做法。当然，
如果当局是得人心的、是人道的，北京就不会发生大屠杀，我们这些
因行使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的人，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东北4月中旬的尾声，依然是寒气逼人。暴虐的风不停地从政治犯的
身上掠过，似乎要掠夺这些人身上仅有的一点与当权者不相容的思
想，然而可怜暴虐的风，那里会想到思想一旦在人的头脑中形成，不
仅是掠夺不走的，而且也是消灭不掉的。那些一相情愿地认为思想是
可以扼杀在萌芽之中的“天才”们，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
掘坟墓罢了。
此时的天，仍是昏沉沉的，没有明净的感觉。冷风不停地刮，不时地
掠过人们苍白的面庞。不时地把政治犯单薄的衣角掠起。当我们这些
政治犯都被集到一起的时间不长的时候，便把我们11名政治犯塞进狭
窄的吉普车里，顷刻间我们成了沙丁鱼。在上车的过程中，每两名政
治犯被扣上一副手扣，我们刚刚上车，车门就“啪”的一声被关上
了，并被上了锁，车厢内两边有两个不大的带有铁条的窗眼，算是通
气口。
车开始启动，然后缓慢地驶向看守所的大黑漆铁门，铁门慢慢地打
开。在看守所的大门外，我一眼望到了李维的母亲韩凤兰伫立在冷风
之中，向车望来，望着被风吹得零乱的李维的母亲。我的心理顿时涌
出凄楚而又苦涩的感觉，作为60多岁的母亲，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老
人，本应享受平静、安稳、愉快的生活，然而这简简单单的要求，由
于当局的专横霸道，不仅化为泡影，反而却别无选择地过着为李维四
处奔波，而又苦苦期盼的生活。囚车开出了看守所大门，李维的母亲
依然站在冷飕飕的风中。
囚车一开出看守所的大门，便拉响警笛风驰电掣地驶向我们都不知道
要去的地方。囚车在刺耳的警笛的牵引下，在公路上疯狂奔驰。
在囚车飞驶的时候，坐在囚车内的政治犯，由于长期关押在空间非常
有限的牢房里，并且身体又长时期的得不到活动的原因。很多人的身
体都经不起囚车的颠簸，出现了晕车的现象。尤其从北京送到吉林省
长春市监狱、从长春市监狱送到别的监狱去的张铭，已经不是停留在
晕车的程度上，而是在不断地呕吐，呕吐得脸色苍白，周身无力。张
铭在1989年学潮期间是北京高自联主要成员之一，89年“6．4”之后
遭到逮捕，在91年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刑3年，他高高的个
头，充满灵气的大眼睛，嘴总是微微地张开，象是不甘忍受沉默而给
人一种随时要呐喊的感觉。“张铭，用这个漱漱口。”刘刚把从长监
带来的一瓶饮料地给张铭。在外省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北京有王丹、吾
尔开希、柴铃等一些知名的学生领袖。对于刘刚的名字，除了在通缉
令上知道以外，我对刘刚的情况了解的很少，但从通缉令的排名来
看，刘刚在这次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定是举足轻重的，否则当局
不会以颠覆政权罪对刘刚大动肝火，显然刘刚的存在，已经让当局感
到头疼。
囚车在刺耳的警笛的笼罩下，在公路上狂奔。路两旁的白杨树也许是
在沉重的底矮的天空的重压下，大多数的白杨树长的矮矮的歪歪扭扭
的，只有很少挺拔高耸的白杨树伫立在寒风中。“哟”，是唐元隽想
站起来，活动一下腿，一抬头，头就碰到囚车的棚上：“我还没有站
起来，就把头撞了。”我说：“要想站起来，先把车棚拆了。”“与
其说是拆车棚，还不如拆天棚，”刘把话接过来：“治标不治本，人
的脑袋躲过车棚，却躲不过天棚。”
当天下午4点钟左右，囚车驶进了辽宁省沈阳市大北监狱。在我们刚
刚下车之后，一名警察指着梁立维身上背着的何振春问：“他怎么回
事？”梁立维说：“他下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妈了个Ｘ，瘫
痪不在家里好好的呆着，还他妈的闹事。把他扔在地上，让他自己爬
着走。”梁立维没有理睬那个破口大骂的警察。“我他妈的，跟你说
话，你没有听见。”警察说到这里，上来踹了梁立维一脚。
下车之后，我们一行11名政治犯去所谓的身体检查，每一个人边透视
带询问都不超过1分钟，身体就检查完毕。然后被带到一个二层楼中
的走廊里，由几名刑事犯点名，点到谁，谁就跟刑事犯人走。在被送
到监号之后，全身和行李遭到号内的刑事犯人的搜身和检查。搜身和
检查结束后，把我的牙膏、肥皂、手纸、餐具等一些日用品被他们集
中起来，说是充“公”。随后我便在大铺上开始坐板。坐板这种体
罚，看样子在中国的监狱里是“必修课”。
二、“见面礼”
1991年4月22日清晨，我们坐着1辆大型的囚车从沈阳大北监狱驶向辽
宁省凌源县一处偏僻山区的劳改营。车上坐着依然是被“流放”的11
名政治犯（不同的是何振春因下身瘫痪辽宁省司法部门拒收又送回吉
林省。换上另一名由北京送到辽宁省服刑的政治犯孔险峰。孔险峰原
北京某学校的学生，在“6．4”期间被学生推选为敢死队队长，后遭
逮捕被判刑3年）。
当天下午15点左右，囚车到达了两边环山的“流放”地──辽宁省凌
源县第二劳改营。囚车在劳改营的院内刚刚停住，一群杀气腾腾的警
察和刑事犯人就蜂涌倒车前，不停地喊叫：“动作快一些，下车下
车。”“一字给我排开，快……”“谁让你站着？”警察指着穿着囚
服的刘刚等人说：“我说的话，你们没有听见？”脚随着说出的话踢
出，“怎么不懂中国话语？不叫你们站着，就不知道蹲着。还他妈的
念大书的，连中国话都听不懂，狗屁不如。”这个嘴一刻都没有停下
的警察，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李扬，“蹲下。”又踢了政治犯几
脚。我们没有蹲下，对这种自以为让别人蹲在他们的脚下，就觉得比
别人高出一等的做法，深感厌恶。追求平等，是我们不可改变的原
则。我们的做法也许可能大大的伤了警察一贯认为囚徒在他们的眼里
狗不如的“自尊心”，于是他们暴跳如雷，对政治犯大开杀戒。李维
被一个叫刘“事儿”（此人没有警籍，但穿警察服装，在劳改营里常
常以惹是生非、凶狠残忍为能事，因此犯人私下称他为“事儿”。）
伸手拽住李维衣领，似乎没有用多大的劲，就把瘦小的李维拎了起
来，很很地摔在地上：“小兔崽子，没有半今八两重，就想颠覆我们
的红色江山。摔不死你，算你便宜。摔死你，算是为国家除害。”
（国家这个概念，按着人民主权的理论来解释的话，国家存在的目的
是以保障公民权利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和依据的，然而在中国却常常
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国家常常是作为迫害公民为目的的工具而存在
的。而这种打着国家旗号来行迫害为目的的现象，在劳改营里发生在
政治犯身手就更成为家常便饭。）刘“事儿”摔够李维之后，又伙同
其他警察对其他政治犯一边不停地施暴、一边恶狠狠说：“我要不把
你们一个个收拾废了，就对不起共产党培养我几十年的恩情。”在警
察不停地施暴过程中，被“流放”的政治犯都不同程度地收到了“见
面礼”，不是遭到电棍的电击，就是遭到“电炮”（用拳头打人的下
巴）或者挨脚踹。施暴的结果造成李维身手多处疼肿。刘刚的脖子被
电棍烧焦的痕迹，在一个星期之后还依然清晰可见其他人的身上青一
块、紫一块也是随处可见。警察的这种做法，在当天晚上劳改营的支队长张爱笃在给政治犯开会时，称之为是送给政治犯的一个小小的“见面
礼”。
对政治犯一阵下马威之后，我们这些政治犯就被塞进一间40多平方米
的监号里，原来的监号里已经有20多人（近一半是刑事犯人──政府
安排管理政治犯的）。
晚上6点，劳改营支队长张爱笃率一大批警察来到监号里召开会议（
实际上就是训话），支队长张爱笃讲了这里劳改营的特色：“这里是
全国闻名的监狱，我们曾经成功地改造了一大批历史反革命、战犯、
76年天安门事件中反革命分子，以及‘四人帮’的爪牙至今没有出狱
的白卷先生张铁生。另外，我们还成功地改造了我省那些监狱里认为
改造不好并送到这里的反改造尖子、牢头狱霸。总之，凡是来到我凌
源二支队的犯人，没有不改造成新人的，我相信并且也有决心，能把
你们这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改造好，使你们重新热爱中国共产党、热
爱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就不会用力气把你们争取到这里服刑。只要你
们服服贴贴的听话，你们就会顺利度过改造的日子。否则，你们就会
体验出什么叫生不如死的感受。我想没有什么人放着不遭罪的日子不
过，去自己找苦头吃。今天，我听说们来的时候，就开始抗拒管理，
要不是干部们及时地对你们帮助一下，给你们一个小小的见面礼，你
们就有可能犯下滔天的罪行。在我这里，决不允许新的犯罪行为出
现。否则的话，我们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监狱是稳定社会的一
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对你们进行改造，可以说是神圣的使命。
今天，你们来了，坐了1天车，可能有些累了，我就不多说了。总
之，一句你们来到了二支队就得照二支队的章程去做。”
支队长张爱笃的软硬兼施的伎俩，对我们当时并没有起到什么的作
用。我们依然准备在当天晚上绝食抗议监狱对我们实施的暴行，然而
我们的计划流于破产，其原因当天晚上，根本就没有给我们开饭。
（也许他们认为得知我们要绝食的消息，因此才故意不给我们开饭。
也许他们这样认为，你们不是绝吗，不给你们吃的，看你们绝谁的
食。
三、强行“洗脑”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知道洗脸、洗手、洗脚、洗澡是怎么回事。但是
有几人知道“洗脑”是怎么回事吗？尤其是强行对人进行“洗脑”又
是怎么回吗？从《人类行为大全》一书，我们知道了强行“洗脑”的
定义：“在施加压力（包括使用暴力手段）的条件下，实行的一套强
化的宣传技术。”在下面部分里我向人们描述对劳改营对政治犯进行
“洗脑”时，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此想达到对政治犯进行“洗
脑”的目的。
“洗脑”主谋
当政治犯在恶劣的环境里关押近达2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精神方
面，还是身体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被“流放”之后，不仅不给
政治犯恢复身体的时间，反而又进一步开始了对政治犯进行迫害，尤
其是变本加厉地对政治犯在精神方面的摧残，对政治犯强行灌输专制
思想和犯罪意识──也就是用杨国平（凌源县第二劳改营为关押政治
犯而新成立的教导大队大队长，此人37、8岁，在部队当过兵，中共
党员，自称自己是有野心的人。）在给政治犯开“洗脑”会时的话来
说：“是对你们（政治犯）进行洗脑，也就是洗去你们头脑中的反革
命思想，重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你们的头脑，你
们不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吗？那好，我让你们人手一套新版的4卷
《毛泽东选集》，每天让你们背诵一段，背不上来，”杨国平说道这
里用鼻子“哼”一声，他的“哼”外之意，不用说也是昭然若揭，后
来所发生的一系列迫害政治犯的事件，也证明了杨国平的“哼”声所
包含的内容（这些是后话），“关于《毛泽东选集》之事，我在你们
来之前，就已经在新华书店发行部门预定了几十套，我想很快就会到
来。至于书钱，你们有家的赶快写信要钱。没有钱的，对不起，每月
不是发有买日用品的3快钱吗。总，钱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你们脑袋
里装的东西，那东西存在一天，就存在着对国家危害的一天。话又说
回来，那东西在你们脑袋里存在一天，对我们赫赫有名的劳改二支队
也是抹黑。昨天支队长的讲话，你们也不会忘记吧？为了二支队的荣
誉，我想你们也知道怎样去做，你们不自认为是聪明人吗？是精英
吗？今天说好听的，是动员接受改造思想的大会，难听的的也就是命
令。我现在把丑话说在前头，谁要和我过意不去，”杨国平又用鼻子
“哼”了一声，“有关背诵学习《罪犯改造规范》强化认罪意识及日
常事务方面的安排，由管理你们的犯人（刑事犯）会告诉你们的，说
道这里我强调一下，这些管理你们的犯人是政府安排的。他们所做的
一切安排，你们必须服从。不服从管事犯人的安排，就是不服从我杨
国平的安排，也就是不服从政府的安排，说白了就是抗拒改造。我想
你们到了什么时候，也别忘了二支队的特色，也别忘了你们的小名
（也就是犯人）。以后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我本人也有一个特点，大概你们不知道，在这里我不妨透露一点。别
看我今天和颜悦色地你们讲话，要是和我过意不去，我这个人是翻脸
是不认人的，都知道孙悟空厉害，”说到这里，杨国平伸出一只手心
向上张开的，“但孙悟空何时逃出如来佛的手心。”说完把手心向下
一翻。
“洗脑”帮凶──刑事犯管理制度
杨国平对政治犯召开的“洗脑”大会一结束，一群刑事犯人按着杨国
平的指导，在刁烈的指挥下，雷厉风行地开始了对政治犯进行紧锣密
鼓地“洗脑”行动。
在描述政治犯怎样被“洗脑”之前，首先介绍一下，对政治犯进行
“洗脑”的组成人员的情况。
劳改营教导大队大队长杨国平在监狱的授意下，在整个对政治犯进行
“洗脑”的过程中起着具体的“总设计师”的作用；原凌源第二劳改
营支队长的儿子刁烈是教导大队一中队队长，在整个“洗脑”过程中
起着“执行主席”的作用。
刑事犯人在对政治犯“洗脑”过程中起着“车轱辘”、“打手”、
“特务”等帮凶作用，其主要成员有：
吕红军──统管教导大队一中队、二中队（矫正队）全部管事犯人，
也就是管事犯人的“头领”。吕红军原辽宁省某单位保卫科干部，因
非法拘禁他人、强奸妇女罪等4项罪名被判刑16年。他每当谈判刑的
结果是，都洋洋得意地说：“那些罪名也就是落在他的头上，换上另
外一个人早就被毙10个来回了。“在劳改营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有
多大的能量。别说犯人不敢若他，就连一般的警察也不在吕红军的眼
里，在劳改营里他打警察不算是新鲜事，结果挨打的警察倒霉（92年
初吕红军对教导大队一中队的小队长司二大打出手，事后，吕红军象
没事一样，司二庆反而调出教导大队。）。一般的警察在他的眼里尚
且如此，政治犯在他的眼里就更是可想而知了。我在劳改营3年半的
时间里，吕红军就多次度打过政治犯，如：唐元隽、肖斌、李杰、司
伟、李树深、王贵生、徐佰泉、迟寿柱等人，有的被打过多次。对政
治犯的侮辱、谩骂更不在话下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尽管吕红军在劳改
营里劣迹累累，但他每年都是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外加“学习雷
锋标兵”，在3年半不到的时间里，由于在管理政治犯方面有
“功”，获得劳改营嘉奖并减刑五年，此人的绰号叫“小炒
（吵）”，此绰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他本人不吃劳改饭自己炒菜作
饭吃，另一种是与人经常的吵架。此人是杨国平在组建教导大队时亲
自要到自己身边的。
白恩才──辽宁省抚顺市原知识青年下乡办公室的一个厨师，在文化
大革命期间借工作之便强奸下乡女知识青数十人被判死缓。此人也是
杨国平亲自从别的大队调到教导大队一中队的，并任命为纪律委员会
主任负责管理政治犯一切具体事情的安排。此人来教导队之前，在别
的大队伙同几名刑事犯人逼死一名犯人，但此事不了了之。刑事犯人
背后称他为白“坏水”。
刘国军──辽宁省人因强奸杀人碎尸被判死缓，从法的角度，他的犯
罪行为，应该处死。但抓他的时候，刘正在为另一罪名服刑，也许是
那件大案案发时间已有多年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就不得而知
了。他的绰号叫“小特务”，据辽宁籍的政治犯介绍，此人专爱向政
府打小报告，造谣生非。在我们被“流放”去之前，因刘打小报告说
徐佰泉整天喊要杀死李鹏，徐佰泉为此遭到刁烈的暴行，胳膊被打脱
臼。李德军因徐被打之事说句不平的话，被打小报告后，刁烈的父亲
刁小天（当时是没有退休的支队长）亲自率领一群警察对李德军实施
暴行。尽管刘的报告假的成分远远超过真的成分，但对政府来说，宁
可错罚几十个被打小报告的人，也不错放一个被打小报告的人。政府
心理明白，小报告里的内容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收拾人的
“依据”，这样做的结果，可以起到威慑的作用。至于错误，用刁烈
的话说：“为党工作，就不怕犯个人错误。”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则支
配警察管理犯人的心理，监狱里的风气，可想而知了，这也许是中国
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的原因吧。
曲爱国──辽宁省沈阳市人，因是流氓集团的头子被判刑15年，此人
的绰号叫“黑手”。此人肥硕高大如谁要是在他的眼里看不顺，瞧对
方不注意时，照心口就是一拳，政治犯王贵生、徐佰泉等人不一次地
领教此人的“绝技”。
孙权──辽宁省盘锦市人，因暴力强奸自己的小姨子被判刑15年，此
人经常在教导队扬言：“我是杀猪的，怕过谁。”而且在他睡觉的褥
子下放着一把菜刀（菜刀直到孙权调出矫正队之后，才“搜”上
去），此人的绰号叫“黑无赖”。
王老头──名字不详，辽宁省人，60多岁，因强奸幼女被判刑12年，
绰号“老色鬼”。在监号里他常常与其他刑事犯肆无忌惮的大声谈论
他过去的“艳史”，此人还常常对政治犯赵军路搞下流动作。
以上就是组成对政治犯进行“洗脑”的一班人马成员。至于其他的成
员由于走马灯似的调来调去的原因，名字几乎都记不清了。由这些杀
人、抢劫、强奸、流氓等组成的管理政治犯的成员，政治犯的处境可
想而知了。为了让世人进一步的了解监狱的警察伙同刑事犯是怎样挖
空心思，“管理”政治犯的细节，以及政治犯所遭受的种种惨不忍睹
的虐待。在此，我把在“流放”地的所见所闻尽自己的努力把他描述
出来、展示出来。让有良知的世人对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去做自己的评
判。
早晨没等外面的起床的铃声响的时候，在监舍里站岗放哨的管理政治
犯的刑事犯人就把政治犯喊醒起床（这里稍作解释，在其他大队的监
舍里，即不设岗也不放哨，而把岗哨设在走廊里，唯教导大队与其他
大队不同，在监舍里安排刑事犯人值宿并设岗放哨）。而这些站岗放
哨的刑事犯人的主要任务是监视政治犯的一举一动。政治犯出去解
手，绝不允许俩个人在同一时间去解手。有一次，政治犯王贵生拉肚
子，一天晚上去数次，一次正要去厕所，正赶上另一名政治犯去厕
所，在这种情况下，硬是不允许出去上厕所，等到另外一个人回来
时，王贵生已经便在床上。刑事犯规定政治犯不允许在夜里离开床上
在地上停留。刑事犯在管理政治犯的时候，还要完成一项很绝的任
务，就是把政治犯在夜里说的梦话记录下来，有一个名叫刘允伸政治
犯，原来是英语教师。梦话说的是英语，也被记录反映上去，说刘允
伸用英语说刑事犯听不懂的反动宣传，听不懂能说出刘的话是反动宣
传的话，真是咄咄怪事、无奇不有。为此，这个教师，第二天还真的
被警察审了一顿，教师已是60多岁的人了，很难想起夜里说的是什么
梦话。说不出来，这好办，去坐小板凳好好想一想。以上是站岗放哨
的刑事犯人在夜间所做的“正大光明”的事情。另外再简单地介绍一
下他们在夜间所作的鬼鬼祟祟的事情，就是趁监舍的政治犯睡着之
后，站岗放哨的刑事犯人开始偷政治犯的东西：衬衣、毛衣、毛裤、
线衣、线裤袜子、罐头、方便面、香皂、暖瓶等物品，偷的东西有的
明目张胆地自己用，有的拿偷的东西和别的监舍里的刑事犯人进行交
换其他的一些东西。在教导队里，谁如果敢报丢失东西，轻的说你诬
陷，给二支队抹黑（此着跟中国政府一样，如果你说他侵犯人权，他
就说你是在搞反华活动，两者相比异曲同工。），重者遭受体罚。有
一名叫李德军的政治犯，新袜子刚穿1天，第2天早晨就不见了，找白
恩才说了此事。白恩才说李德军是在制造坏影响，让他坐小板凳反
省，并警告李说：“如果再有下一次，上一次的节目让你重演。”
（指李德军因徐佰泉遭毒打说句不平的话，而引来的“电”身之祸之
事。）每当刑事犯人对夜里站岗放哨所带的好处，自觉不自觉地流露
出自己夜里创作的杰作表示欣赏时，总是得意地说：“在政治犯队里
改造，用日用品想发愁，都没有办法发愁。”让关心中国人权的人士
还是看一看被喊醒后的政治犯在做什么。刑事犯人把政治犯喊醒起床
后，就让政治犯把被子叠的有棱有角。唐元隽叠的被子常常被杀猪出
身的孙权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不是这里没棱，就是那里没角。然后把
唐元隽的被子不是给抖了开，就是把唐元隽叠好的被子掀开扔在地
上。对唐元隽的肆意挑衅，不用说，是上面唆使的，认为元隽的刑期
最长（89年民主运动被镇压后，以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煽动罪两项
判唐元隽20年徒刑，创当时被判刑人员的最高记录。），国际上有影
响的人物制服、压住他，其他的政治犯就好对付了。唐元隽先是和孙
权理论。孙权说：“你以为自己的刑期长，就什么也不怕了。告诉
你，我是杀猪的，还没有怕过谁。”唐元隽觉得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
清，就去找刁烈去说，刁烈不但没有制止孙权的行为，反而指责唐元
隽：“还是你有毛病，你把被子叠好不就没事了。”事情很明显，并
不是唐元隽的被子没叠好，而找唐元隽的麻烦，而是出于别有用心找
唐元隽的麻烦，才无理地认为唐元隽的被子有问题。
除唐元隽之外，其他不少政治犯每天早晨反反复复地叠被子。等到叠
好被子再去打饭时，饭桶早已经没有了，当我们质问管理我们的刑事
犯人：“为什么没有我们的饭？”刑事犯人说：“这事只能怪你们自
己，不能怪我们，谁让你们磨磨噌噌的，这是给你们的教训。”刑事
犯人的话刚说完，外面的起床铃声才开始响起来。此事反映到刁烈
时，刁烈面带愠色地说；“谁让你们不遵守作息时间了。”教导大队
一中队吃饭的时间一过。白恩才就开始制造紧张气氛，不是说今天什
么上级来这里视察检查，就是什么狱政科来抽查政治犯被“洗脑”的
进度等。可以说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白恩才宣布完“指示”，其
他的管理政治犯的刑事犯人便威逼政治犯赶快行动。不是让政治犯清
理监舍的卫生，就是“训练”政治犯怎么迎接所谓的上级领导。稍有
怠慢，轻者说你对管事犯人“不理需”（也就是不重视）或者说你是
拒绝改造，重者拳脚相加。在白恩才一次宣布上级领导要来视察，让
政治犯赶紧收拾卫生（监内的卫生由刑事犯人全部分配给政治犯承
担，甚至是他自己的床铺以及桌子等的卫生也分配给政治犯清理。）
然后由刑事犯人先检查一下是否合格。刑事犯人检查工作之“认真”
劲可以堪称世界之最，上吉尼斯大全都绰绰有余，如牙膏的小盖盖周
围是否有牙膏，床的四腿是钢管做的，曲爱国、孙权两人把床抬起
来，让另一名刑事犯人去抠钢管床腿里是否有灰尘，结果就不想而知
了，刑事犯人的企图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当曲爱国、孙
权把焦致军的床抬起来检查是否有灰尘，结果是很清楚的，曲爱国二
话不说照焦致军心口就是一拳。焦致军山东人，60多岁，被认定犯有
领导、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大连中级法院判刑10年。刑事犯人打骨瘦
如柴而又上了年纪的人，无非是想证明一下，要死的人，都敢这样对
待，其他的人那更不在话下，同时也无非想说明一下，在教导队里别
说有怨言，找你别扭，就是象焦致军这样没有怨言的人，其结果又怎
么样。刑事犯人通过毒打焦致军是在向政治犯传递一个信号：政治犯
不过是一群任意宰割的羔羊。
早晨6点30分到晚上8点30分，政治犯被刑事犯人命令坐在水泥地上放
着的小板凳上，这段时间美名其曰称之为“学习”。实际上，也就是
每天的体罚和“洗脑”。每天“洗脑”的内容就是灌输政治犯要有犯
罪意识，背诵由司法部制定的、由司法部部长蔡诚签发的《罪犯改造
行为规范》共56条，其中多数条款是凌源第二劳改营提供的，实际上
司法部制定的规范也基本上是以所谓的凌源第二劳改营的特色经验作
为制定监规的蓝本，这一点以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录象就可以证明。
“洗脑”洗到什么程度为标准呢？用教导大队的大队长杨国平的话来
说：“那就是你们在睡着了、在梦里都在不停地背规范，达到那种程
度，你们才算达到标准的40%，剩下的60%，我不说你们也会明白
的。”
在“洗脑”的以后时间里，刑事犯人常用“车轱辘”战术，想以使政
治犯达到滚瓜烂熟地背诵《规范》的程度。“车轱辘”战术的具体内
容就是让数名刑事犯人考一名政治犯，没有时间限制，直到被考的政
犯能把《规范》被熟为止，刑事犯人把这种方法叫“软处理”。如果
软处理不行，就来硬处理。也有时两套结合着使用，也就是所谓的
“软硬兼施”，政治犯王贵生就是这种方法处理的对象。王贵生山东
人，在监外常年过着乞丐的生活，不仅谈不上有文化，而且根本就不
识字，只是在89年看不惯当局血腥镇压学生运动，把掉在地上的一张
传单检起来张贴在墙上，而遭逮捕并以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3年。在
“洗脑”的过程中，王贵生由于不识字，“车轱辘”战术也就是软处
理方法对他收效甚微，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孙权、曲爱国等刑事犯
人把王贵生拽到前面摔到在地上，随即一阵狂踢乱踹，也不管踢什么
地方，踹什么部位。孙权觉得踢踹不过瘾，抄起板凳接连不断地对王
贵生砸下去。王贵生在一次上厕所之机，趁刑事犯人不注意，跑到楼
下，把此事向狱政科领导汇报，结果不仅没有把王贵生挨打之事当回
事，反而指责王贵生下楼违反《规范》，当既遭到狱政科和直属队犯
人的殴打，然后由直属队犯人把王贵生拖回教导队。教导队的刑事犯
人为了报复王贵生出去汇报，给王贵生开了一个“小灶”，让王贵生
在半夜12点之前不准睡觉，坐在小板凳上背《规范》。象用这种“软
处理”或“软硬兼施”方法对政治犯进“洗脑”的，不过是在遭受虐
待过程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政治犯是遭到“硬处理”方式的虐待。
刘刚事先宣布不接受“洗脑”；我和唐元隽、李维、梁立维等人宣布
自己无罪，因此，所谓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对无罪的人不适用；
张铭、孔险峰等公开说：“被改造的不应该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人士，
而应该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螳螂。”安福兴、李静娥认为：“洗脑”是
对人精神上的一种折磨”；司伟、李杰对刑事犯人置之不理。我们在
刘刚起草的一份声明上签字。声明上写到：对没有犯罪的人灌输犯罪
意识，那是一种严重的侵犯践踏人权的行为，那是对人意识的一种强
奸。并郑重地告诉当局，我们的大脑是属于自己的，决不作别人的跑
马场。声明交上之后，狱警和刑事犯人便把在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与
没有签名的政治犯分开，以免被认为强硬的反革命或反改造分子影响
其他人的思想。被分开之后，形成两个小组，并分别安排在楼下两间
教室里继续进行“洗脑”。
一组是在没有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他们分别是：
——辽宁省大连市的某厂工人肖斌，因亲眼看到北京“流血事件”，并
把“流血事件”用语言表现出来，而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并被
判刑10年。
——辽宁省丹东市某厂工人田晓明，因不满当局镇压学运动，寄信表明
自己观点，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刑7年。辽宁省本溪市某
校教师李德军，因在戒严前张贴支持学生运动的传单，被认定犯有
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3年。
——辽宁省辽阳市某校英语教师刘允伸，因在89年“6．4”期间，把收
听到的《美国之音》录下来给学生听，此行为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
动罪，被判刑4年。
——辽宁省抚顺市某厂工人阎兴安，因醉酒时指着兜里的酒瓶对一名警
察说：“赶快下令，让北京停止开枪，否则把兜里的东西弄响。”
此行为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4年。
——辽宁省铁岭市农民徐佰泉给沈阳军区某司令员写信，要求沈阳军区
阻止北京镇压学生运动，为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
8年。此人在被关押期间由于长时间遭到残酷的虐待，精神上已经
出现问题。92年之前，徐佰泉至少两次被砸上铁镣、带上手拷被关
押在严管队里，常常被打的卷缩在铺板下。在我一次被严管时，刑
事犯人胡伟提起这件事时说：“你们就不能学学徐佰泉，让他站着
不敢坐着，让他趴在地上，不敢仰面躺在地上。”从胡伟的话中，
我们不难感受到徐佰泉遭受虐待的过程。徐佰泉曾经是个装甲兵，
身体非常健壮，然而由于徐佰泉不断地遭到迫害，他的精神几乎是
崩溃了，徐泉常常处于那样一种状态，深更半夜在惊叫中醒来，然
后面对着墙伫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白天常常躲在厕所里的一个
角落处，脸部朝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徐佰泉略有些清醒时，
为了减轻自己一点点的痛苦，竟然用烟头灼烫自己的手腕的方式。
尽管徐佰泉的状况已经这样，但狱警和刑事犯人还是不断地对他打
骂。
——辽宁省锦西市某厂工人李树深，在“6．4”期间出差坐车时，看见
车厢里有不少从北京逃出来的学生，并劝学生返回北京继续斗争，
为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4年。
——辽宁省丹东市的小流浪汉赵军路，因89年在阜新市鼓动学生游行示
威，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十年。判刑时赵军路不到20
岁并很快被送到凌源第二劳改营，在他到教导队之后，刑事犯常常
欺他年龄小，尤其令人愤怒的是刑事犯人张武和把他骗到僻静处玩
弄了他。赵军路把此事汇报给大队领导，但大队领导只是把张武和
从教导大队调到别的大队当管事犯人，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此事
的发生对赵军路的精神上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导致心脏病严重而此
病，每当受到刺激时，便不知不觉地昏迷过去，如在“5．29”罢
考事件后，由于劳改营当着政治犯的面前，对参加罢考的人士进行
施暴时，赵军路的心理法承受那种场面所带来的压力而昏迷过去。
又如94年3月份，王伟对他搞下流动作，他向教导大队领导汇报，
领导反而指责他：“王伟怎么没有向别人搞下流动作呢，还是你那
里有毛病。”赵军路当时气得心脏病复发昏死过去。
——辽宁省沈阳市的待业青年魏寿忠在89年“6．4”期间阻拦沈阳军车
前往北京镇压学生运动，被以刑事罪名判刑13年。
——山东省某地农民郑全利、焦致军在89年因成立“中国民主政治党”
被认定反革命集团罪，被分别判刑15年、10年。尽管按集团的性
质，两个人根本就构不成集团罪，集团罪至少应有3个人以上才能
构成集团罪，可见中国的司法部门到了何种荒唐地步。焦致军送到
劳改营时，虽然60多岁，但身体还算硬朗。据同他一起来的人说焦
致军在建筑施工“暴乱楼”（辽宁省的政治犯在来之前，专门关押
政治犯的楼房还没有施工。原打算建“暴乱楼”，准备关押大批东
北三省以及北京等地判刑的2千多名的政治犯。但由于条件发生了
变化，两幢5层高的楼房虽然建了起来，但关押预计的人数流产
了。北京以政治的罪名判刑的人没有原计划的人多，并由此放弃了
把原籍的政治犯“流放”到这里。而东北在判刑的过程中也压减了
人数，后打算只关押东北判刑的政治犯，但黑江后来得知凌源劳改
营残酷地虐待吉林籍的政治犯，也许是良心的发现，也许是怕承担
历史的责任，而没有把黑龙江的政治犯送到这里任人宰割。所谓的
“暴乱楼”在最后也只用了一幢楼房中一层楼的一半监舍，关押吉
林籍的和辽宁省判刑的政治犯。由于政治犯在劳改营里，无论是警
察还是刑事犯人都被称之为“暴乱分子”。因此，为“暴乱分子”
盖的楼房，也就被“顺理成章”地称之为“暴乱楼”。）的时候，
天天挥动铁镐打地基，身体却不觉得怎样。然而，在我们到了凌源
劳改营的时候，焦致军已是骨瘦如柴，没有多长时间就卧床不起，
据医生透露他患的是胃癌，已经是到了晚期，拖了很长的时间，在
他奄奄一息的时候，被保外回家。现在情况不明，但我想是凶多吉
少。
——吉林省吉林市某厂工人迟寿柱，在89年因不满当局镇压学生运动，
在大街上进行演讲，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10年。
以上这些政治犯组成一组在一间教室里继续被“洗脑”。
在刘刚起草的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组成一组，被刑事犯安排在楼下一
间潮湿并带有一股呛人气味的已是仓库的原教室里，准备对我们继续
进行“洗脑”。“洗脑”时间，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8点30分（中间
两次吃饭时间除外）。每天下来。政治都腰酸腿疼、脖子硬邦邦的。
经过20天左右的从早晨6点到晚上8点30分强行“洗脑”之后。5月16
日教导队开始让政治犯进行笔试，以此来检验政治犯是否答到40%的
“洗脑”标准（也就是滚瓜烂熟）。在这次考试当中除张铭一人一字
未答外，其他“流放”的政治犯基本上都通过了这次考试（在这次考
试之前，有人建议罢考，刘刚说：“这次给他们一次机会，如果在考
试之后，再继续对我们进行强行“洗脑”，那性质就更变了。）。由
于张铭拒答这次考试，而遭到体罚并一直延续到5月29日再次罢考被
关押到小号里而遭到更残忍虐待的时候。
这次考试之后，并没有停止继续对我们这些政治犯进行“洗脑”的行
为。并想借对张铭的体罚虐待，对我们施加更大的压力。杨国平多次
警告我们说：“上次的考试对你们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以后的考
试还在后头了。以后，对你们不是三天一小考，就是五天一大考。”
我们说：“考试已经通过，在对我们进行这样的考试，是没有任何道
理的，而政府所说的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更是有意刁难我
们。”杨国平厉声说道：“这里不是天安门广场，不是你们讲话的地
方，在这里我说向东走，你们就不能向西走。”从这以后，杨国平、
刁烈等人伙同刑事犯人开始每天到政治犯“洗脑”的地方来，对我们
开始轮番“轰炸”，以此想达到对政治犯进行“洗脑”的目的。5月
29日下午，杨国平又开始给政治犯开会：“今天晚上考试，也是进一
步检验你们是否达到滚瓜烂熟的标准。今天的会，我也不想多说什
么，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几个个别人，我奉劝你们要放下臭架子（指政
治犯不认罪），不要再把拒绝改造的思想放在脑海里。我杨国平不怕
你们几个人嘀嘀咕咕的，在二支队的过去，也曾经有人嘀咕过，结果
怎样，嘀咕出反革命集团来。脑袋搬家了，也不嘀咕了。实话告诉你
们，在这里搞反革命活动，那就是自己找死别以为我是在吓唬你们，
你们不妨向老犯人打听一下，这点自由我还是给的，还是那句话，没
事什么都好办。有事，我杨国平是翻脸不认人的，”他说到这里，把
伸出的手心向上的手朝下一翻：“今天，我也不想占用你们的时间，
剩下的时间，你们可以继续学习《规范》。
狱中手记（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