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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张让历史满意的答卷
1991年5月29日6点钟，政治犯被带到考场，每人桌前发放一张考试
卷。6点30分左右，以凌源劳改营支队长张爱笃为首的，率领至少有
20多名的警察队伍，闯进考场。张爱笃在考场巡视一周之后，站在前
面的讲台前，手插着腰，他身边一左一右站着两名警察。另外20多名
警察，有的在考场的过道上来回不停地走动，有的站在政治犯的身
后。张爱笃站在讲台前用凶狠的目光直视刘刚，刘刚泰然自若地坐在
考场的椅子上用蔑视的目光回敬张爱笃。
考场上，除了来回走动的警察的皮鞋声，几乎没有别的动静。“现在
是7点30分，”杨国平在考场报时：“时间是足够用的。”政治犯知
道杨国平的用意。
“8点整，答完卷子的，可以回监舍。”我起身想回监舍，一名警察
按住我的肩膀说：“你不能走。”
交完卷的人走了之后。考场剩下的是4月22日被“流放”到凌源第二
劳改营的政治犯。我们这些政治犯为了拒绝强行“洗脑”采取了用罢
考的方式进行了集体抗议，答了一张让个人、让社会、让历史满意的
合格答卷。在中国当代史曾有人交过一张白卷，但那张白卷却给中国
的文化带来一片苍白，成为愚昧百姓的包装和工具，而答这张白卷的
“先生”此时正在凌源劳改营里服刑。而今天的治犯交的这张白卷不
仅是向野蛮、专横、霸道的劳改营的管理制度的一次挑战，同时也为
打破个人心理恐惧界限，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野蛮、专横的制度进
行斗争，如果不首先打破心理恐惧这道防线，那么作为一个人将要永
远生活在专制铁蹄的制度里。恐惧不是天生就存在人们心理之中的，
而是和专制制度进行合作的产物。
参加“5．29”这次集体罢考抗议的人士有刘刚、张铭、孔险峰、唐
元隽、冷万宝、李维、梁立维、安福兴、李静娥、李杰、司伟等11名
政治犯。
五、镇压
拳打、脚踹、电棍、铁镣
等到其他答卷的政治犯一走。张爱笃走到了刘刚面前，两名警察也跟
了过来，其中1名警察对刘刚进行搜身，把刘刚兜里的东西掏出来，
并把一张纸条递给张爱笃。张爱笃看了一眼纸条说：“心脏病诊断
书，也帮不了你逃脱抗拒改造的惩罚。”张爱笃话音未落，那两名警
察对刘刚就大打出手，随着对刘刚毒打的开始，其他罢考的政治犯张
铭等人也相继遭到警察的殴打。站在我身后的那个警察伸手拽住我的
衣领：“你给我站起来。”然后在我的脸上、胸部、心口处用拳头很
很地打来，没有几拳就把我捶倒在椅子上，每当我站起来之后，随后
又被捶倒，反反复复多次站起、捶倒。杨国平走过来对我说：“你答
不答？”“不答。”“这可是你说的，敬酒不吃吃罚酒，押出去。”
在我被打的过程中，刘刚、张铭、唐元隽已经被押走，杨国平的话刚
说完，上来两名直属队刑事犯人把我的胳膊往后用劲一扭，把我押到
大门口外，把我往地上一按，随即皮鞋就重重地落在我的头上、脖颈
处。我脸朝下被踩的紧紧地贴在地上，地上尽是碎石、玻璃渣儿之类
的东西，脸不是被擦伤，就是被划伤。我的衣服不知被谁掀起来，随
即就感觉后背火烧火燎的，大约被折磨摧残20分钟之后，我被砸上一
副带有铁锈的重30多斤的大铁镣子，然被押到小号。
当天被砸上脚镣子押到小号的还有唐元隽、张铭、安福兴等4位民运
人士。
严管队
当天，另外两名民运人士刘刚、孔险峰被砸上脚镣，押到了严管队。
严管队是凌源劳改营专门为认为有反改造行为而被押到这里受虐待的
犯人而设立的。该队也称直属队，由劳改营信任的犯人负责管理。每
当被押到这里的人，一般首先是由直属队犯人对押到这里的人进行
“开荤”（也就是由刑事犯动手毒打被押到严管队里的人。），打的
程度，惨不忍睹。刘刚、孔险峰被押到严管队之后，也毫无例外地遭
到刑事犯更加凶狠地毒打，然后警察再加入摧残政治犯的行列之中，
在这时，刑事犯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刘刚、孔险峰的衣服扒光，把两人
按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几名警察的皮鞋踩在刘刚、孔险峰的脖子上、
肋条部位上，然后用几根上万伏的电棍同时电击刘刚、孔险峰，一电
就是后半夜（当天晚上押到严管队是8点30分左右）。以后两人除了
在严管队遭受拷打之外，就是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吃完饭后，就坐
在两根手指宽的长条凳上遭受体罚，一直坐到晚上9点睡觉时间（中
间有两次只允许蹲在地上吃饭时间，再就是定时上厕所的时间。）。
小号
小号是凌源劳改营专门为认为构成犯罪并准备加刑的犯人而设立的，
其面积长2米、宽不到1米（其中含便池面积），里面不仅阴暗、潮
湿、阴冷，而又狭窄，故起名称之为小号。
罢考的当天，我被押进小号。在进小号之前，把衣服全部扒光，光脚
站在水泥地上。然后由刑事犯把裤衩、线裤里的松紧带全部抽去，把
裤腰带拿走。再把扒下来的衣服一件件仔仔细细地搜查，在搜查的过
程中，把搜查衣服的速度放慢到最低的程度。站在阴冷潮湿的水泥地
上的赤身裸体的政治犯冷的直打哆嗦。小号那地方特别怪，天气虽然
到了5月末，但那个地方还是特别的冷，冷的在小号里不穿棉衣都受
不了，那里终年不见阳光，而且自来水管的凉水不停地流淌。由于这
阴冷的原故，导致唐元隽发烧并加重了肺结核病，安福兴也由于被强
迫裸露身体长时间受凉发起了高烧。然而两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唐
元隽、安福兴也没有免去遭受酷刑的虐待，只是两人连续发高烧，再
不断遭受暴行之后，出现了几次昏迷，而且在唐元隽的两根肋条被踹
折后，两人才被送进了医院，但在医院里两人没有退烧的情况下，便
送回教导队一中队，继续遭受体罚和虐待。
当天，我和张铭在小号里同样遭到扒光衣服，按在水泥地上，皮鞋
踹、几根上万电棍电，有时刑事犯人拖着砸在脚脖上的铁镣子，在冰
凉的水泥地上来回不停地拖拽。
鉴于劳改营对我们实施暴行之故。我在第2、3天采取了绝食，以此抗
议法西斯的暴行。第3天提审我时，狱政科科长王银山审问我：“为
什么不吃饭？”“抗议政府对我们实施暴行。”王银山避开这个话题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不答卷的想法？”我说：“在发卷的时
候。”“不对，你说谎，”王银山从坐着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你们
这次行动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一次反革命行动。”我说：“既然认
为我说的真话，被视为是假话。那好，从现在起，我拒绝回答你们提
出的任何问题。”我的话刚一说出口，王银山顿时暴跳如雷，窜到我
面前，左右开弓打了我几个大耳光：“你给我说。”我用眼睛愤怒地
盯着王银山，一言不发。另一名警察刘国东拿起电棍，就往我的脸
上、脖子周围上电，“我们科长让你说话，你敢不开口，我让你不开
口。”刘国东说到这里，竟然把电棍塞进我的嘴里。几个人对我反复
折磨之后，让我在所谓的口供上签字。我说：“除非，你们把毒打我
逼供的事情写在上面，否则的话，我绝不签字。”“你这个反革命分
子，你说我们打你，那好，我们今天就好好地打打你，否则的话，你
以后走出二支队的时，会印象不深的，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听说有谁对
二支队印象不深的人呢。”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他们不愧是中共的阶
级斗争理论培养灌输出来的人，说话是算数的，并且是说到做到，王
银山、刘国东等几名警察手持电棍、拳头、皮鞋对我一起上来……
暗无天日
那些罢考没有被关押到严管队或小号里的政治犯的情况，也同样是暗
无天日、惨不忍睹。杨国平、刁烈伙同刑事犯人孙权、曲爱国、吕奉
刚、王连生等一群刑事犯人，把身体瘦小的李维扒光衣服，几根电棍
一起往身上电击。梁立维手脚被捆上，不仅按在地上来回不停地拖
拽，并且用他的皮带不停地抽打赤身裸体的梁立维，直到把皮带打
断，幸亏不是新皮带（此皮带现在保留在梁立维手中）。梁立维为此
抗议暴行，并进行绝食两天。李静娥被刑事犯人庞宪文、王连生、吕
奉刚等人按在地上，几根电棍不停地电击。司伟、李杰也同样没有逃
脱酷刑。在对这些政治犯实施酷刑时，是当着其他政治犯的面前进行
的。并且强迫他们进行观看。赵军路由于受不了刺激，心脏病爆发昏
死过去。以上的政治犯一连被折磨几天之后，便开始从早晨6点到夜
里十点坐小板凳遭受体罚，一直坐到超时间超体力强度的劳动的时
候。
克扣囚食 禁止放风
在中国有关的法律极其政策有明文规定被禁闭的人的伙食标准和其他
犯人是一样的，并且在禁闭期间，每天允许上下午各有1小时放风时
间，而且规定小号关押不允许超过半个月。
我和张铭在被关押进小号之后，不仅偶尔给犯人改善生活的细粮不见
了，而且粗粮到了我俩的碗里也被克扣的所剩无几。早晨，每人大半
碗能数出米粒的细粥，一小块没有洗过的咸菜。中午，每人一块绝对
不到3两重的玉米面饼子，而且几乎不是当天做的，有时都有霉味，
但想吃饱这样的玉米面饼子，在小号里也是一个大奢望。晚上也差不
多如此，所不同的是，每人多半碗菜汤，说清水也不过分。端午节那
一天，据说给我俩改善了一次，尽管那是据说，但我和张铭每人得到
一勺带油花的菜汤。后来有个刑事犯告诉我，原来菜汤里有两小块
肉，但不过到了我们碗里之前，被曲爱国挑出去吃了。小号里潮湿阴
冷，在水泥地板上铺着一层薄薄的褥子（在劳改营里不允许铺厚褥
子，说铺厚褥子影响监容。），我俩各睡在上面。几天下来，薄褥子
都能捏出水来。我们曾指着小号值班室墙上挂着的小号禁闭规定说：
“那上面写有允许禁闭的人，每天上下午放风各一次。”而我们每一
次的提出都遭到一次毒打。在小号里，我和张铭每天从早晨6点晚上9
点钟（吃饭时间都不例外），都被强迫盘腿坐在水泥地板上，有时伸
腿活动一下，如被警察或刑事犯看见就用劲踹小号的铁门，就差不多
吓一跳，我们坐的时候，头是冲里边的墙。在小号里，我和张铭一直
关押到远远超出政府规定关押小号的期限。
狱中狱
我和张铭在小号里关押了近1个月后，被解除禁闭。然而这种不过是
转换成另一种迫害形式而已。被解除严管的刘刚和小号禁闭的我和张
铭，并没有回到政治犯集中的地方──教导大队一中队，而是进了教
导大队二中队──矫正队。矫正队的特点正如政府安排管理政治犯的
刑事犯人的头领（管事犯人的头）王连生，在给我们开“改造”会时
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监狱中的监狱。”言为之意，
谁一旦进到矫正队这个地方来，谁的身体就象被捆住一样，可以让人
任意践踏。
先介绍一下矫正队的人员的概况：在矫正队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政府
安排的所谓的管事的犯人，这一些管事的犯人多数是心狠手辣的亡命
之徒。
——管事犯人的头领王连生是一名被判死缓的杀人犯；
——庞宪文在沈阳70年代被称谓“杀手”，因团伙多次作案和杀人，被
判死缓；吕奉刚因抢劫银行被判死缓；叶百灵抢劫被判15年；
——赵建抢劫被判15年，以上这些刑事犯组成负责管理被矫正的人的日
常事务。另一种人是劳改营认为有反改造行为的犯人，如在监内无
恶不做而又有逃跑行为的刑事犯人王伟、李明（两人后来都留在矫
正队里管理其他被矫正的人，在监狱里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
对无法管理的刑事犯人，往往给予非优惠的政策，这样的结果，一
方面让那些蛮横无理的刑事犯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利用刑事犯的恶
性为管理监狱起到服务的作用，这可能是共产党的“以暴力对暴
力”的理论，在这里活学活用的结果吧。但这种以恶治恶的监狱管
理方式，真的会有长治久安的效果吗？稍有一点心理学常识的人都
明白，人在某种被压制情况下，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的，这种心理
状态一旦释放，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狱中出现的杀人等现
象。就是最好的例证。），还有私自向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含冤的
刘荣威（后成了精神病），以及总要寻死的王长江等刑事犯人。再
就是被劳改营认为有反革命行为的我和刘刚、张铭、李静娥、司
伟、李杰等政治犯（后3人在我们解除小号或严管之前被送到矫正
队进行“矫正”的）。后面这种人到矫正队来，全由刑事犯人负责
矫正和其他的日常事务。
在矫正队里被矫正的人，每天的程序是这样的：每天早晨5点30分起
床、吃饭、收拾卫生，6点开始坐小板凳遭受体罚和继续对被矫正的
人进行“洗脑”，一直到夜里10点（中间吃饭时，依然是坐在原地方
吃饭，中间解手时间是上下午各一次）。一天坐下来，不仅是腰酸腿
痛，而且又不断的受到刁难。一次刘刚出去解手，正赶上张铭被谁找
去训话，回来去厕所时，两人正好碰上。看押刘刚解手的犯人，向王
连生报告说：刘刚与张铭在厕所里密谋什么。当时王连生没有什么反
应，到了后半夜时，让政治犯起床，不让穿外衣，坐到小板凳上，然
后给刘刚、张铭每人一张纸，让两人写出白天在厕所里密谋的事情，
并开始夜审刘刚、张铭，折腾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审出什么结果，
就让刘刚、张铭站在水泥地上，让我们几名政治犯坐在小板凳上，然
后王连生叮嘱管事的刑事犯人看着我们，不要让我们动一动，自己就
到在床上去睡觉了。我们几名政治犯站着或坐着一直到早晨5点30
分，也就是到了矫正队起床的时间了。
张铭有一次要去解手，正赶上管事的刑事犯人不知去向，张铭在左等
右等管事的刑事犯人没有回来的情况下，张铭便独自一人去解手。回
来时正赶上管事的刑事犯人叶百灵回来，看见张铭没有跟他打着呼就
出去了，顿时火冒三丈，上去就对张铭一顿拳打脚踢，打完之后，就
让张铭弯腰大头朝下撅着，长达3个多小时。
一次矫正队让政治犯捐款，当时司伟没在监号。等到晚上，王连生带
着矫正队中队长李银龙气势汹汹地闯进矫正队，直奔司伟跟前，劈头
就问：“为什么不自愿捐款？”司伟说：“不知道捐款之事，”司伟
话还没有说完，王连生上就照司伟的下巴两拳，“别人都知道，就你
不知道。”李中队长对司伟厉声说道：“把手放下，站好。”司伟把
手从嘴边放下，嘴角的血还没有被手擦尽。“不是说自愿捐款吗？”
刘刚从旁边说道，李银龙瞪了刘刚一眼说：“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吗？这里是监狱中的监狱，在监狱里，只有命令，根本就不存在着什
么自愿。念书真不知道念到什么地方去了。”说道这里又转头冲着司
伟：“捐多少？”“别人捐多少，我就捐多少。”“你现在能和他们
一样吗，你必须多捐一份，以此证明你有改正错误的决心。”每天夜
里10点钟睡觉，即便是睡觉时间到了，你也别想安宁，刑事犯人不是
把电视声音开的很大（但电视不允许政治犯看，我们睡觉的脸必须冲
着看不见电视机的方向。按规定电视每天10点一律关闭，但这个规定
对政府信任的刑事犯人无效。），就是几名管事的刑事犯人坐在一起
穷侃他们过去的“丰功伟绩”，几乎每天短侃到后半夜2、3点钟，长
侃到起床时间。
在矫正队里的政治犯要受到双重的改造，不象刑事犯人直接受政府人
员管理，而政治犯除受政府的“改造”之外，更多地要受刑事犯的
“改造”。这也许是中国监狱管理政治犯的一大特色吧。
对于我们“5．29”那次罢考，杨国平始终是耿耿于、伺机报复。一
次杨国平在给我们六名政治犯开会时说：“你们不是罢考吗，那么，
我就让你们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别人考试60分算是及格，但是
你们几个必须最少达到98分才能算合格，每个人至少合格10次，才能
结束矫正回到一中队。”杨国平讲完话之后，刑事犯人就按着他的指
示，3、2天让政治犯口答一次，3、5天发一张考卷，让政治犯笔答一
次。在7月1日过后的一天，晚上6点钟，突然把我们6个人集中在一间
屋里，说要考试。卷子发下来一共10道题，9道是灌输犯罪意识方面
的题，另一道题是有关江泽民在“7．1”讲话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见
他的鬼，鬼才知道江泽民在“7．1”讲什么鸟话。很明显这是政府又
在寻找借口，对我们进行迫害。考试10道题，每题10分，而要求我们
达到98分才算合格，就算我们把九道灌输犯罪意识的题一字不错地答
上，每人才能得90分。另外一道题，我们几个人是闻所未闻，在凌源
劳改营里，政治犯不仅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就是官方的报纸，
我们也看不见。在我们即不了解外界的信息，也不知道江泽民在
“7．1”讲什么鸟话的情况下。你不答，他说你是抗拒改造，你答不
知道题的内容，肯定是风马牛不相及，政府就趁此上纲上线。出题的
意，很明显，可见无论是你答，还是不答，都是错的。既然是错的，
那好……，刘刚在考试卷上答道：“如果想要迫害政治犯，不必用这
些雕虫小技，直接了当的来。”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几个人的考试没
有一个人是及格的。当晚我们几个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杨国平、李银
龙等人的电棍电击，并且又罚我们坐了一宿冷板凳。
事后不久，刘刚的父亲来探监，刘刚向父亲讲述此事。刘刚的父亲谴
责杨国平的行为。杨国平不以为言地拍着刘刚父亲的肩膀说：“老
刘，你也是当警察的，监狱里的情况，你不会不知道。古今中外的监
狱，你听说过不打人的监狱吗？话又说回来，我们这样做，还不是为
了挽救你的儿子吗。老刘，你该和监狱进行合作。”刘刚的父亲告诉
杨国平，电棍是不允许滥用的。杨国平听了刘刚父亲的话大笑起来，
然后说：“老刘，你说电棍不用来电人，那么我们国家生产它干吗？
干吗花外汇进口呢？”刘刚的父亲说：“那还发你枪呢，你怎么不
用？”杨国平听了刘刚父亲的话后，露一脸严肃的样子：“老刘，我
怀疑你是不是中国警察，谁说发枪不用，镇监时，少枪行吗？罪犯逃
跑时，少枪行吗？”从杨国平的讲话里，不难看出支配狱政管理的指
导思想是什么。苏共发生的“8．19”政变，给由东欧发生巨大恐慌
的中共打了一针强心剂，这一点在监狱也反映了出来。从来不让政治
犯看报、看电视、听广播新闻内容的劳改营，在苏共发生的
“8．19”政变的当天一反常态，大发“慈悲”地给召集起来的政治
犯一遍遍听苏共发布的《告苏联同胞书》。醉翁之意不在酒，听过几
遍之后，坐在政治犯前面桌子旁的杨国平，脸阴沉，就象谁欠他似
的，那摸样就跟电影里卷土重来的土匪表情差不多。杨国平抬起手，
然后把手又放下，一个刑事犯人把录音机关掉了。“你们听清楚了
吧？”杨国平停顿了一下，然后慢声慢语地说：“东欧变了，走了资
本主义道路，使那里的人民重新又回到了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旧社
会，又开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说到这里，低下头显出一副痛苦
状，猛地抬起头，厉声说道：“不是有人希望苏联也发生变化，以此
推动中国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的进程吗，”说到这里杨国平又停了一
下，便大声喊到：“这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你们也太不知天高地
厚了，一个强大的苏共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想颠覆就能颠覆吗？苏联
的红军是干什么的，吃醋的吗？今天在依然是社会主义的苏共面前，
你们的脑袋不是撞得头破血流吗，我就不信，你们的脑袋比子弹硬。
该收场了，也该到了我们新帐老帐一起算的时候了，你们不是总想和
我过意不去吗？那好，我成全你们。”说完把手一挥，几名刑事犯人
把我们几个被“矫正”的政治犯拽到前面，按在水泥地上，扒光衣
服，杨国平手持两根上万伏的电棍，刁烈、李银龙等几名警察也是各
持电棍，开始对我和刘刚、张铭、等政治犯进行疯狂的电击起来，皮
肤被电棍烧焦时发出的令难闻的气味充斥在整个监号里，久久才散
去。劳改营制造的恐怖气氛，再一次笼罩在政治犯的头顶上，使更多
的政治犯见着我们几个人退避三舍，仿佛是灾星似的，似乎随时随地
给他们带来灾难。一次唐元隽在走廊里给了我一盒罐头，这事马上反
映到政府那里，为此，唐元隽又遭到一顿暴行。
六、超强度的劳动
在矫正队除遭受体罚酷刑之外，又开始强迫政治犯参加超时间超强度
的体力劳动。在我们还在严管队或小号关押时，在教导队里的政治犯
就开始了没白天、没夜晚的繁忙劳动。教导队一中队政治犯集中的地
方，除了早上6点到早上7点30分遭受体罚外，其余的时间除了睡觉、
吃饭、上厕所之外，全部用在劳动上。政治犯每个人收工的时间不
等，最晚的，有常常到夜里11点多钟，象60多岁的焦致军和他的搭档
（糊火柴盒两个人一组，1个人刷浆子，1个人组合。）韩炳林（沈阳
市某银行职员，因90年“6．4”期间，在北京往各处寄发要求为
“6．4”平反的信，遭到逮捕，并被北京中级法院判刑3年。）几乎
没有一天不糊到夜里十点钟以上。其他的政治犯每天糊到晚上9、10
点钟，算是平平常常的，如果要是遇到大队或中队开会，政治犯算是
倒霉透了（因为开会所耽误的时间，并不扣除劳动时间，而是延长干
活时间。），政府虽然规定政治犯的劳动时间是10个小时，但由于规
定糊火柴盒的数量，就是糊的速度最快的人，也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
完成，而且糊火柴盒的数量也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的上长，800、1
千、1千5、2千5……，无论是在三伏天里，还是在寒冷的冬天，2、
30人在夏热冬冷的屋子里，一坐一糊就是13、4个小时。刑事犯干活
超过8小时之后，还有时给一顿加班饭呢，而政治犯的劳动时间远远
超过刑事犯每天的劳动时间。每天不过就是窝头、白菜汤、萝卜汤来
度命，别说吃这点东西，一坐就是13、4个小时，就是坐几个小时也
是相当折磨人的。肖斌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手掌就跟一个蒲扇似
的，小小的火柴盒，在他的手里根本用不上劲，他本来是一个急性的
人，在加上他以前的痔疮，由于整天坐在凳子上，干活没有多长时
间，病不仅复发，而且更加严重了，并且不断地便血，便池里几乎是
血流成河。他曾经把便血之事跟杨国平反映，杨国平说肖斌造谣，并
嘲讽肖斌说：“在北京造谣血流成河，到现在恶性不改，又跑到劳改
营来造谣，”并警告肖斌说：“你知道这样做，属于什么性质吗？说
轻了是逃避改造，严重一点说，你是反革命行为，在天安门造谣判你
10年，在监狱里造谣，轻的是加刑，重的是镇监的。”肖斌听完杨国
平的话火了：“镇监，也比这活人受死罪强。”“肖斌你说什么，还
反了你呢，去，给我坐小板凳去。”有病不仅不重视、不解决，反而
是落井下石、雪上加霜。
在89年被工人称之为工人领袖的、并被判刑最重的唐元隽，他的身由
于在看守所长期非法关押之中染上了肺结核、肝炎等疾病。在即缺少
有效的治疗，又缺少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活动，再加上“5．29”罢考
时肋骨被踹折等一些原因，他的身体现在是遭透了，经常不断地发
烧、咳血。在这多病缠身的状况下，唐元隽依然没有逃脱中共当局对
他的进一步迫害，每天劳动都差不多在13、4个小时。李维、梁立维
也是被迫害的对象，在劳动时，彼此之间不准讲话，不许喝水，不许
抽烟等一系列的不允许。长时间的劳动造成很多人的睡眠出现问题。
据司伟、韩炳林等人讲：晚上睡觉几乎每天都做梦，并且梦到的总是
不停地糊火柴盒，做这样的梦，早晨起来，总是有精疲力尽的感觉。
肖斌在半夜里常常重复一句梦话：“终于又糊完一个。”从肖斌的这
句话里，不难想象他做的是什么梦。
矫正队的情况，在矫正队被强迫参加劳动的政治犯，没有休息日，管
事的刑事犯人分给政治犯糊火柴盒的材料，不是原先一捆捆整齐放好
的材料。而分到政治犯手中的材料都是相当凌乱的，等到政治犯把手
中的几千个条子（糊火柴盒用的材料）整理好，不仅要用很长的时
间，而且也破坏人的情绪。一次，李静娥发了一句牢藻：“分给刑事
犯的材料是整整齐齐的，分给政治犯的材料，为什么是乱七八糟的找
别扭怎么着。”李静娥的话刚说完，脸上就重重地挨了刑事犯一拳，
“知道是找别扭还敢吱声，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不揍在脸上，是不
是心理发痒啊。实话实说，条子是故意弄乱的，就是找别扭，有不服
气的，尽管吱声，来一个，我们陪一个，来两个陪一双，看谁能陪得
起谁。”司伟有一次痔疮疼的厉害，正赶上杨国平到劳动现场，司伟
对其说要看病，杨国平瞪着司伟说：“40多岁的人，一点规律都不
懂，你在家里隔着锅台上炕，找你们管事的去说。”说完扬长而去。
司伟转过身来对管事犯人说看病，管事的刑事犯人说：“你不是找政
府吗？还跟我们说什么，将就点吧，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瘌。屁眼烂
掉了，也没有拳头大，死不了，不算病，话又说回来，死人在这里也
不算是件新鲜事。”
七、抗暴自救
随着苏共“8．19”政变的失败，监狱中管理政治犯的干部的表情，
也象霜打的茄子有些蔫了，并在几天之后，我们几个人被解除了“矫
正”。虽然，我们几个人从“监狱中的监狱”里出来，回到教导队一
中队政治犯集中的地方。但对政治犯的高压政策依然没有减轻，依然
不准政治犯之间说话，不准政治犯进行娱乐活动（即使允许的话，也
没有多余的时间。），劳动时间维持原先状态。不准看电视、没有报
纸、家里寄来的书，以及随身入监带来的书，也被狱警扣留，即不说
明理由，也不开清单，并把那些书堆在一个旮旯处，在一次下大雨，
大水涌进堆书的地方，使很多书差不多变成纸浆。每天早晨6点到早
上7点30分坐小板凳继续遭受体罚之外，其余时间统统参加劳动。即
使超长时间、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压在政治犯身上的情况下，警察还是
不断地制造恐怖气氛。在这段时间里，政治犯普遍感到有一种恐惧、
压抑的心理，并且觉得喘不过气来。
9月中旬，我母亲曲雅坤、李维母亲韩凤兰、梁立维母亲李春华一同
来探监。我看见几位老太太的脸上呈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后来得
知，在接见之前，杨国平、刁烈找家里人“谈话”恐吓家里人，不要
问劳改营里有关情况，说那是机密，否则家里人走后，儿子有什后果
自负。），那次接见的时间很短（政治犯与刑事犯接见的时间不一
样。政治犯接见时间是相当的短，而刑事犯接见时间可以是一整天，
并且可以进监舍里长时间接见。但政治犯的家人是不允许的。），刁
烈说他们有事，便强行把几位母亲赶走了。每当我母亲谈探监的感受
时：总觉的蹲监坐狱的不光是儿子一个人，而且也有母亲。
当我接见回来后，把一些吃的东西，分给刘刚、张铭等人，管事的刑
事犯很快把此事告诉了杨国平。晚上9点多钟，我在劳动时，杨国平
把我找去训话，说我违反“伙吃伙喝的监狱规定”。我说：“你们安
排的管事犯人白恩才曾经说过，家里接见时带来的东西，可以分给其
他的人。”（当时我对分给他人这句话，理解成给谁都一样呢，实际
上远不是这么回事。白恩才的这句话不过是一个暗示、一个圈套。分
给他人所指的并不是政治犯，而是管事的刑事犯人。再此之前，辽宁
籍的政治犯在接见时带来的东西几乎都“分”给刑事犯人，如果分给
政治犯，显眼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我的话刚一说完，杨国平便加
大嗓门说：“在二支队，白恩才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说：
“你在一次开会时，不是说，管事的犯人是你们安排的，不听他们的
话，就是不听你们的话吗。”“我说你这狡辩，我说你违反了监规，
就是违反了监规，你先给我写一个检讨再说。”在教导队里刑事犯人
可以相互要东西，互相在一起吃喝。白恩才和吕红军几乎是天天晚上
用警察的电炉子炒菜，在警察的办公室里伙吃伙喝。刑事犯可以勒索
政治犯的罐头、香烟等物品，政府官员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而政治
犯所做的事情，哪怕是难友之间的一点点人情往来，都被视为大逆不
道、违反天规地律，横加挑剔。
由于长时间的遭受迫害，政治犯体内的能量一天天被消耗，而又缺少
补充能量的东西，政治犯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天也渐渐的冷了，
干活的屋里虽说不是四面透风，但也是三面透风（干活的屋子是把一
头，西边、北边、东边有多扇玻璃残缺的窗户，还有经常不关的屋
门。）。我们这些后到劳改营的政治犯都穿着单衣服，寒风不断地从
残破的玻璃窗口刮进来，很多人的手裂成一道道口子，象被刀割似
的。尤其是靠近窗前干活的人，更是苦不堪言，由于干活的地方是刑
事犯安排的，政治犯一旦被安排在什么地方干活，就象板上钉钉一
样，一动不能动。谁要是提出靠窗前不能干活，就被视之为是反改造
行为，轻者是不堪入耳的叫骂声，重者是四个刑事犯把提建议的人拽
到四个刑事犯人中间，然后把中间的政治犯，你一拳他一拳的，被4
个刑事犯人来回不停地毒打，直到几个刑事犯人打得筋疲力尽为止。
“5．29”罢考被镇压之后，形成的恐怖气氛一直笼罩在政治犯的心
理。一天刘刚说：“这样下去，我们谁都难以活着出去，劳改营整我
们，我们自己不能助他们整自己。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任何人没
有权力对我们的嘴进行封锁。”刘刚的话说完不长，刘刚就被人找
去。大约过了1个小时之后，刘刚回来了，并带回一份中国政府发布
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刘刚被找走，原来是去接见家人。刘
刚家里人在探监时带进来一份《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白皮书成
了我们抗暴自救的导火索。（家属的帮助，对囚禁狱中的政治犯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11月份的某一天，刁烈在监号里给政治犯
念《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时，刘刚站起来说：“在一个顶多有猪
权的国度里，践踏人权的警察讲人权，那是对人权的亵渎。”刘刚又
说：“人权不是从专制的报纸里产生的，而是争取获得的，一个人不
受奴役、一个人不遭受不公正的审判、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
这些目标的实现，绝不是靠施舍恩赐得来的，而是靠抗争实现的。”
刘刚的一番话，使刁烈感到尴尬、不知所措，目光有些发呆地望着刘
刚一直没有说什么，只是纸在他的手中发出轻轻的悉悉声响。
1991年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的那一天。在其他人还没有起
床的时候，刘刚穿好衣服，在屋里来回走动，等到教导队起床时，刘
刚把矫正队的孔险峰找回教导队一中队（劳改营为了打击与刘刚关系
密切的政治犯，把孔险峰一个人送到矫正队，以此教训孔险峰，并想
借此打击与刘刚接触的政治犯。）。刘刚回到教导队之后，政治犯已
经起床，刘刚站在屋里的前面向大家宣布说：“我决定今天绝食和罢
工，要求与辽宁省劳改局的领导进行对话，以落实人权白皮书宣布的
犯人应享有的权利政策，并要求解决下列四个问题：（一）人权白皮
书规定被判刑的人应留在当地服刑，为此，我们要求回原籍服刑；
（二）从我们到劳改营之后，几乎每天都要遭到体罚虐待，因此要求
禁止体罚虐待；（三）取消刑事犯管理政治犯的监狱制度；（四）要
求撤换不尊重人权、不讲人道的、对政治犯长期实施暴行的杨国平等
人，并要求禁止对这次合理的抗议行为进行报复。如果大家同意我以
上提出的4点要求，请与我采取同样的行动。”刘刚的话音未落，我
和唐元隽、张铭、孔险峰等人先后响应刘刚倡导的抗议行动，参加这
次行动的还有李维、梁立维、安福兴、司伟、迟寿柱、李杰、田晓
明、李德军等3名政治犯。
抗议行动刚一开始，就上来两名着装的警察，其中一名叫陈林（此人
根本就不是警察，但穿着警服、干着警察的工作。在劳改营里有相当
多的这样“警察”。象前面提到的那个刘“事儿”。这类人多数是警
察的子弟，这类不是警察的人，为了早日获得警籍，他们在劳改营里
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创造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因此工作起来特别
“卖劲”。在监狱里的犯人对这类“警察”，总是有如鼠见猫一样的
感觉。）。两名“警察”不由分说把刘刚绑架走。眼看一场抗议行动
出现危机，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刘刚挣脱“警察”的绑架，逃回教导
队一中队，政治犯抗争的气势顿时大增。刘刚在政治犯之中不断地穿
梭。提示政治犯预防抗议中出现的问题，并让政治犯做好应急准备。
早晨7点30分左右，杨国平走进教导队一中队的监号里，问抗议的政
治犯是否有人跟他谈话，杨国平的用意，被刘刚当场揭穿：“你不必
煞费苦心，你们没有权力干涉我们的抗议行动。我们要求与省劳改局
领导对话，解决教导队存在的诸多践踏人权问题。”杨国平说：“管
理你们是我们的神圣的权力，就象丈夫可以任意强奸自己的妻子是丈
夫的权力一样。所以说，你们服从我的管理是你们天经地义的义
务。”杨国平话没有说，张铭就给了杨国平一句：“你无耻，中国那
条法律允许你丈夫可以强奸妻子，我郑重地告诉你，你任意强奸妻
子，也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杨国平见同时瓦解政治犯抗议行动
无法得逞、办不到。又采取另一种方式，向初次参加抗议的人施加压
力，并问他们是否自愿的，被问的政治犯不是不理睬，就是说是自愿
的。杨国平看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我现在命令你们赶快停止反
革命行动，这里，也是你们要人权、讲人权的地方。别说，你们这些
小小的反革命，国家主席刘少奇怎么样，不是说整死就整死。”“我
告诉你杨国平，历史是公正的，并不是随着专制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你们可以胡作非为。为了结束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代，
我们将抗争到底，直到一个公正的、理性的、公民的社会建立起
来。”在刘刚与杨国平进行针锋相对的时候，刘“事儿”走进监舍，
这明显是劳改营想利用他来到教导队一中队制造恐怖气氛，以此来削
弱抗争人士的斗志。刘“事儿”刚一坐下，二郎腿还没有放好的时
候，刘刚走到刘“事儿”跟前，对大家说：“我们来的当天，有人
（指刘‘事儿’）不是说要废了我们吗，”刘刚说到这里往地上很很
地啐了一口，“呸！想废我们的人多了，也不是我们来的那天开始，
今天我不是照样地堂堂正正地站在这里吗。”刘“事儿”没等刘刚的
话说完，觉得自找没趣，往日那股丧心病狂的嚣张劲，在正义者面前
荡然无存，悄悄地从刘刚的背后灰溜溜地走了。此次的抗议行动，向
人们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无论在你面前出现的是多么凶狠残忍、霸道
专横、吃人不眨眼的家伙，如果你软弱，那么你随时随地就有可能被
侮辱、被强奸蹂躏，甚至被杀掉。然而如果你理直气壮、不屈不挠、
置生死于度外地进行持续不懈地去努力抗争，那么你就会逐渐地形成
一股自我保护的力量，你会获得你的尊严、你应有的基本权利。
当天下午，正赶上中央电视台（警察当天破天荒地把电视机打开一
天，其目的，并不是让谁看，而是想通过电视的声音，一方面干扰刘
刚的讲话，一方面也为了掩饰他们自己黔驴技穷的窘竟。）正好播放
电影《王子复仇记》，当哈姆莱特说那段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的
道白时，刘刚说：“生存还是毁灭，我们勿须考虑。为了自由，我们
何惜此身，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留下一
个完整的形象。”又说：“现在，也该是到了知识分子长出骨头的时
候了。”
狱中手记（之一）
狱中手记（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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